美国企业要求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在特朗普政府快要下台时于 2020 年初签署的。根据该协议条款，中国必须在两年内比2017年的水平增加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进口。此外，中国在该协议中做出了重大让步。毕竟，如果美国像中国最初认为的那样增加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那么增加进口的问题可能就不存在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他购买的芯片的价值比原油还多。

然而，华盛顿不想这样做。首先，在技术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包括芯片生产的原因。此外，对于签署协议的特朗普来说，支持对自己来说的关键选民——农民和工人很重要。这也影响了该协议规定的产品范围：重点是增加中国对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采购。

原则上，这些产品绝非美国特产。中国完全可以从其他出口商那里购买到这些产品。顺便说一句，例如澳大利亚当局就多次指出，美中贸易协议可能会对其他依赖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中国还是签署了这份包含中方义务的贸易协议。为保证中国履行义务，美国决定对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保持进口关税。目前，总计价值 36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需缴纳高额关税。前美国政府曾模糊地表示，如果第一阶段协议得到实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修改关税政策。

然而，问题是全球很快就被 COVID-19 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所笼罩。事实证明，中国是第一个面临大流行的国家。而经济困难也没有让中国在最初计划的范围内履行协议。根据皮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去年中国购买的美国产品比协议规定的少 40%。而今年的缺口可能达到30%。

起初，北京还指望美国新政府对双边经济合作能采取更加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但事实证明，拜登的“进攻性”丝毫不减。他不仅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增添了新的“热点”——尤其是与人权问题相关的制裁，还扩大了禁止美国人投资的中国公司的名单。拜登曾宣布修改特朗普签署的贸易协议，但修订过程已拖延了六个多月。这开始给了人一种印象，即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实际上，美国商界目前的信函正是为了恢复解决贸易问题的进程。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贾晋京怀疑，美国企业的努力会改变美国政府的做法。在他看来，华盛顿官方不会听从企业的意见，并准备把与实现政治目的相关的所有成本转移到企业身上。贾晋京专家说：

“目前来看应该是无法乐观期待，因为中美贸易谈判能否重启并不取决于美国商业团体向政府施加的压力。实际上早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大规模加征关税的时候，美国政府部门和国会就多次举行了针对商业团体的听证会。当时绝大多数团体都是持较为强烈反对的态度，其中不乏知名大型企业，毕竟加征关税的实际纳税人就是美国的进口商。然而这些都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

事实表明，加征关税无助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即使在危机时期，中国也在努力增加进口。例如，根据来自海关的统计数字，7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3.4%，而自美国对华进口增长25.6%。然而354 亿美元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中国供应了全球 14% 的用于制造成品的中间产品。事实上，这正是美国企业所担心的。毕竟，美国仍然被迫购买被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贾晋京专家指出，这也刺激了不平衡的增长。他说：

“从贸易规模来看，在现行的关税政策下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仍然在上升，并且上升主要体现在美国扩大了从中国的进口。另外，目前中美之间的商贸活动也还存在着一些其它问题，而这并非完全由加征关税所致。比如美国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甩锅，甚至阻碍中美贸易，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些综合因素实际上都对中美贸易大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商界代表在信中表示，中国还是兑现了一些重要承诺，包括为美国金融公司开放当地市场，降低美国农产品的行政壁垒。早在2020年中国政府就取消了对银行、保险和经纪行业的外资股比例的限制。在此之前外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 51%。限制解除后，摩根大通成为首家完全控制其在华业务的公司。其他主要的世界参与者也以其为榜样，紧随其后——瑞银集团、野村控股公司和瑞士信贷——还申请扩大与中国合资企业的股份。

对中国发动贸易和技术战，绝对不利于美国企业。早在 2018 年当华盛顿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实施首次制裁时，包括高通、英特尔、美光科技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就损失了 100多 亿美元——这也是华为购买的电子元件的价值。因此美国企业很可能会继续为自身利益进行游说，并敦促美国政府恢复与中国的对话。问题是，如果说特朗普尽管表面上咄咄逼人，但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商人的话，那么拜登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冷战政治家——他优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而这有时与经济利益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对抗和关税限制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无论如何，正如贾晋京专家所强调的那样，中国不会屈服于压力。就北京而言，它已经在尽可能地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