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首先，双方可定期举行生物技术领域的政策对话，交流各自的发展战略、法律法规和政策，从国家层面制定生物技术合作规划及其路线图，确保双方的努力协调一致。其次，利用中俄科教合作平台，鼓励和支持两国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在农业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等领域实施重点联合研发项目。”
王奇进一步解释称：“比如，可建立中俄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园，为双方企业提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市场准入等便利条件，促进两国企业在生物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推广方面的合作；还可以利用两国政府间合作基金，支持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项目，并鼓励双方金融机构为生物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在国际生物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方面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维护两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合法权益。在‘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框架下，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生物技术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王奇指出：“美国将某些先进技术视为具有双重用途——民用和军用的技术，并对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施加限制，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技术两极化。首先会导致技术阵营的形成——限制措施可能导致全球技术领域形成不同阵营，一方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主，另一方可能包括中俄及其愿意同中俄合作的国家。其次还会导致供应链重组——一些国家和企业可能会寻求替代供应商或建立自己的供应链。”
她说：“在受限制领域，技术发展或出现分化，不同阵营可能会沿着不同的技术路径发展，这可能导致某些领域因合作交流受限而创新速度减缓。技术两极化也会导致研发成本上升，因企业可能需要为不同的市场开发不同的产品和技术，而独立研发可能需要更高的投资，这可能会限制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的参与。同时，不同的技术阵营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导致全球技术标准碎片化。从长远考虑，这或将影响技术的兼容性和全球市场的效率。技术扩散也会受到限制，某些地区或国家可能会更难以获取先进技术，进而导致全球技术发展不平衡，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她表示：“因此，技术两极化将对全球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既带来新的创新机遇，也带来挑战，如增加研发成本、降低技术互操作性、影响全球技术治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需共同努力，通过对话和合作，寻找平衡技术发展与安全、促进全球技术合作与共享的路径。”
“应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支持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通过奖学金、交流项目等方式，培养和吸引高层次技术人才；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通过合法途径引进先进技术，建立技术转移中心，促进先进技术在本土的应用和发展；还应制定和实施支持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如，知识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等，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企业采用和开发新技术；与技术先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利用国际组织资源和多边合作机制，获取技术支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提高本国技术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认证体系，减少技术壁垒的影响。”
“不同国家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存在差异，或导致合作中技术转移困难，生物经济领域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不足可能限制合作项目的规模和深度，而专业人才的缺乏或影响合作项目的执行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