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们有某些共性统计，现在大多数孩子的反应是相当平静的，而且数字惊人，超过80%。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数字下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业生非常恐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否考试，是在线还是离线？这额外增加了压力。现在孩子们在此方面是泰然自若的。我觉得，这是学校和教师们的功劳，因为很多教师在与孩子和父母交流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我这个从事心理研究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我在和父母、教师交流时明白，他们的心情已有所变化。
对我们学校来说，像在中国一样，拥有好的高考平均值是重要的，而且这些指数登载在学校的网站上，这有相当的意义，你的毕业生培养的怎样，他们怎么考的，平均分数多少。尽管如此，我们也明白，毕业生的心理状态与知识水平相比同样不容忽视。比如一个优等生，他整个学习过程中从未得过4分，但他到考试地点时，看到金属探测器，感觉有谁向他说了什么，自我有了压力，过度紧张，感觉变得不好，有些他用了11年时间学习的知识被忘到了九霄云外，因为压力把他击败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莫斯科看到的趋势，不仅从智力上培养毕业生，而且从情绪和心理上。比如5年前，有很多父母向我申诉，孩子受委屈了，但现在这种申诉越来越少，可以说星星点点。”
她说：“我觉得，我们可将高年级学生差不多分成3组：其一，是积极追求高等教育的，希望在此路径上取得成绩。他们在7-8年级时自行选择对学习要求高的好学校和大学，为此而不断耕耘。
第二类是比较宽泛的那种。这些孩子比较随遇而安，也就是说，让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并不是他们想获得高等教育，而是父母为他们铺好了路。父母告诉孩子：‘你需要往这个方向走，好大学，给你配备补课老师，往前走吧，只考大学，而不是走其它路’。恰恰是这些孩子，未来自我实现方面存在问题，因为他们获得知识，但却不能得到积极的人生目标，他们有很多惶恐和疑惑。但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将比父母吩咐的要更令人担忧。
第三部分呢，非常倾向于工作。现在，大学2、3年级辍学的相当多，因为他们对所获得的教育质量不满，并不是客观上差，而是过于理论化，大学毕业后，他们不能获得任何使用知识的机会。”
她说：“非常重要的是，从心理上支持孩子，不要让他们感觉只有一个出路：或者拿到高分，或者被生活边缘化，你什么也做不成。非常希望父母在此方面不要做得过分，因为还有时间和机会重考，或者改变计划考另一所大学，或者不去任何大学，因为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出路。”
她说：“不久前了解了这样一个实例，，俄罗斯一位11年级的教师做得‘过分’了，她冷静下来去找了心理咨询师，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最终得到父母和孩子们的感谢，因为她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她说：“我为一个非常有想法的男孩做过咨询，他有自己一整套的商务计划，他想选择具体的职业，是什么样的职业，为此需学习多少，从第三学年开始可赚多少钱，以及在父母想要的大学里能赚多少钱。他对此问题非常有创意，也非常严肃，并坚持己见。父母最终认同了他的选择，一切都非常顺畅，他确实考入那所他希望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