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社国际新闻中心举行了《俄罗斯的中国学》学术杂志推介会。这份杂志，有望成为俄罗斯国内外学者们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其成立，是俄罗斯有关中国学术界的象征性事件。在俄罗斯，中国曾经是、还将是国别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在不久前，俄罗斯还没有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刊物。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中国是俄联邦最为重要的伙伴，值得特别关注。
他说：“我不好意思说的太深，毕竟我本人是杂志主编。确实，俄罗斯没有此类杂志。当然，不是说我们针对每个国家都有杂志。但中国是大国，是杰出的国度，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俄罗斯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要知道，俄罗斯有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杂志，甚至科学院设有美加所，很早以前已经存在。如果谈及我们这个地区，有关于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术杂志，但涉及中国的没有，谁也没想过要创办这份杂志。认为已经有了，迄今《远东问题》仍在出版，但并非仅涉及中国，而是整个地区，关于中国的专门杂志是没有的。在沙皇俄国也没有过，苏联时期曾有过两次创办中国学杂志的尝试，但存在的时间不长。首份杂志是《中国问题》（1929-1945年），在1930年代出版，但仅存在了6年，后来关掉了。第二次尝试是《苏联的中国学》（1958-1959年），但只出版了4期，后来也关掉了。这些都是时间不长的试验，我们拭目以待，看《俄罗斯的中国学》能存在多长时间，我们希望时间会更长些，起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
俄罗斯汉学学派，有充分理由可被认为是世界最强汉学学派之一。与其它很多学科一样，俄罗斯的汉学发展源于实际需要。17世纪，沙皇俄国拓展到大清帝国边境，1689年两国签署了首份涉及中俄边界的《尼布楚条约》。专家卢金指出，中国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与之贸易和构建外交关系，当时需要培训专家。
他说：“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起码从18世纪开始翻译各种中文文件。但初期阶段，懂汉语的人很少。由此有了‘中国天书’的说法。‘中国天书’是实实在在的文件，比如17世纪初中国皇帝通过俄国使者转过来的信函，在俄国外交衙门（1549-1720年）放了数十年无人能够读懂。所有人开始说，你给我的是难以弄懂的东西，是‘中国天书’吗？由此才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形容词。”
这份1618年的书函，由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签发，交给伊凡·佩特林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当时，使团中没人懂汉语，使臣因此没能取得明显的外交成绩。1675-1678年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任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此人熟通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他终于弄明白明朝时期的皇帝信函，但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俄罗斯帝国首位沙皇彼得一世时期，才有了对中国的系统性研究，20世纪达到高峰。
专家卢金说：“18世纪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在北京设立了东正教使团，同时派出教士、主修中文的留学生和翻译。甚至还派去画家，类似于现代的摄影记者，他们绘制出中国人如何生活的图画用作呈报。后来，外交部的翻译们开始翻译中国的各类著作，目的是研究这个与俄国已建立起关系的国家。苏联时期，中国已成为重要伙伴。上世纪20-30年代，苏联为国民党提供援助，统一中国，并成为我们的伙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最终没能成为伙伴。莫斯科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共统一了中国，但关系再次恶化。所有这些，都要求必须研究中国，以弄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1966年，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远东所，但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尽管当时也研究本地区的其它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研究对象有所扩大。我们所去年更名，从远东所变成了中国和现代亚洲研究所。”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科学主任、《俄罗斯的中国学》主编亚历山大·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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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沙皇俄国还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汉学家都面临了解邻国结构的任务，帮助国家与其构建起可预测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第一代汉学家通常即研究中国问题又担当外交官、从事宗教或经商活动。据卢金介绍，那时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首先源于个人愿望。
在学术研究发展和设立单独研究机构前，首批俄罗斯汉学家是真正的献身者，他们从事研究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巨大兴趣。有的时候，他们没有国家支持或私人赞助，即使有，数额也很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先行者是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比如伊拉里昂·罗索欣和尼基塔·比秋林等人。比秋林在中国待了13年，据研究，他如此钟情于中文、历史和文化学习，以至于忽视了自己的首要传教工作。俄国和苏联著名的汉学家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继承传统，甚至在最艰难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对汉文学的研究也是不弃不舍。当时，他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图书、文学手册和资料来源。专家卢金指出，这种热情使上世纪90年代困难时期的汉学人才骨干得以保留。
他说：“我本人1980年代进入汉学圈，开始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任见习研究员。那时我们处有50多人，仅一个处就这么多人啊！此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还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他们主要从事现代问题研究，而东方所主要研究历史。当时的专家，涉猎中国所有阶段的历史，可以编撰整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现在做这个已经非常难了，因为汉学家的数量大大减少。1990年代，汉学研究像其它学科一样遭受重创，工资太低了。大学毕业后，很难成为学术研究人员，凭工资很难生活。很多人离开学界转而从事其它领域的工作，留下的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有那些非常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比如我和我的一些熟人，尽管都不容易，但还是‘挺了’下来。”
很多专家离开学术圈，导致俄罗斯21世纪的科学研究断代，但还是出版基础性研究成果，亚历山大·卢金对其中的 一部分做了介绍。
他说：“比如六卷本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2006-2021年出版），是我们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的联合成果，获得了国家奖。这部大百科已译成中文。在俄罗斯，一些专家正在翻译一些中文古代作品。遗憾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的娜达莉亚·斯维斯图诺娃去世了，她将《大明律》翻译成俄文。现在，我们科研人员安德烈·费多林已把《大越史记全》翻译成俄文，这是一部古中文撰写的越南历史书籍。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基础性成果。我们杂志计划刊载一些现代问题研究成果、摘录和书评。”
卢金指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俄罗斯学界近年来还是出现了正面态势。
他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资金投入不菲。当然，资金来源与之前相比有所不同。苏联时期，国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现在是课题费制，设有一些指标：好的指标，你赚得多些，指标差的拿得少些。原则上，学者可在高校兼职。当然，想恢复一些地方中断了的传统和链条并非易事。我们力图吸引年轻人考研究生，同时也在寻找那些四散而去的专家，甚至出国或进入其它领域的专家，想吸引他们回到老岗位。我们试图变成这样的汉学核心，期望这本杂志能够成为整合性中心，让汉学家们看到我们有不少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我们有研究所，有可以刊登自己作品的杂志，即可阅读同行们的成果，也能了解自己领域的新闻。从精神上说，对提高汉学的地位是重要的。我们希望一切都将实现，我们能够将汉学恢复到原来那样的高水平。尽管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暂时还没有之前的那样全面和综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汉学学术界的困难时期，恰好与俄罗斯对中国的巨大兴趣期相吻合。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和中俄合作的发展，使中文在不同专业大学生中变得非常抢手，一些已经成为专家者在提高班学习汉语。据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评估，2022年，142所高校中约有2.2万名大学生在学习汉语。据若干评估，总的汉语学习人数约为6到8万人。暂时，学中文的人数是有限的，但要知道，中文在俄罗斯已成为5大最流行外语之一。
有关中国知识的普及迫切性也提高了，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使大家了解中国变得更为便利。越来越多的博主在谈论中国旅行、其结构、文化和学习汉语的技巧，同时，中国影视业作品也正在渗透到俄语区。这些趋势，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的巨大兴趣，不可避免地将涌现出新一代严肃的学者和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