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保留政治制度，由国家管控改革以及市场机构接受管控--这是中国40年来坚持的所谓的"渐进主义"的方法。根据大多数专家的意见，中国的改革非常成功。与立即推行市场改革和价格自由化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向市场过渡没有引起社会休克。
而俄罗斯90年代初市场改革的设计者们则声称，苏联不可能走中国的渐进主义道路。俄罗斯已经完成工业化，98％的人在国有企业工作，除了"从上面私有化"，别无选择。而当时的经济形势如此糟糕，以致不能继续拖延价格完全的自由化。
然而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没有对经济体制如此迅速崩溃做好准备。一夜之间有人变得富可敌国，而更多的人则变得一贫如洗。国家机构，包括财政机制，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其结果是，经济增长远远低于其潜力，国库少获巨额税收--六年的改革换来的是1998年的危机--国家宣布丧失偿还政府短期债券的能力。
相反，来自中方的与会者批评了全面和瞬间市场自由化的模式。他们认为，进行这种经济转型的国家会因此失去所有竞争优势。结果，只有那些经济强国才能从这种自由化中获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专访时指出，中国有着原则上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国家投资模式。这使得中国难以受到外部冲击。
林毅夫说："我想中国政府的好处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状况很熟，并且每个月都在跟踪经济的实际形势，每个季度、每半年、每一年都在跟踪经济动态。他们如果看到任何苗头，就开始采取措施，比如说你刚讲的地方政府的负债，中国政府提出去杠杆的时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个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减成本、补短板。"去杠杆"就谈到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要减少债务，减少债务最害怕黑天鹅事件，所以过去是由地方投资平台跟银行借债，现在改成由地方政府发建设公债，然后来置换来自银行的债。这有什么好处？借债是短期的，建设公债是长期的，这可以克服所谓中国地方政府做长期投资再用短期债务来支持长期投资的期限不配套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用地方政府的公债来支持长期投资就没有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总是关心经济的实际状况，如果哪个地方有风险，就想办法解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是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的老一套将无法继续刺激放缓的经济增长。2008年危机到来时，中国政府利用信贷刺激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没有积累太多的债务。主要的债务负担落在了负责社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地方政府身上--正是它们必须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负责。然而现在的信贷规模似乎已经达到了许多地方政府甚至难以偿还现有债务的程度，更不用说再去增加信贷负担了。林毅夫认为，西方经济学家人为夸大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这位中国专家看来，中国的债务负担明显低于许多西方国家。
林毅夫说："我想，首先，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在想办法解决。第二，问题的严重性可能被夸张了，比如说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不到60%的GDP，在全世界算很低的。中央政府的债务大概占17%，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地方投资平台等目前并不是从政府财政预算而是从地方政府设立的公司借钱或跟银行借钱的债务，占40%。中国政府借的债跟外国政府借的债有很大不同，外国政府借的债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比如说，用于失业救济、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借的债主要是用来做投资的，比如说建立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城镇化。那些投资都有资产，那些资产都有收益，而且那些投资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因此如果算那是资产，那么净债务比我前面讲的57%还要低，如果你把那些资产都算进去，我相信中国政府的实际债务可能低于30%。我并不是说债务越多越好，我们当然要关心债务，但并不是像外国很多媒体强调的--中国负债太高了，他们没有看比例，没有看资产，没有看债务的用处。"
当然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增长药方。时间将显明中国改革家们的正确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他最近的专栏中写到的那样，大家都预言中国经济崩溃，包括6年前。但它仍然没有发生。因此应该认真对待中国问题。但也接受带有几分怀疑成分的危言耸听般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