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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镜头：中苏电影合作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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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 2024年4月19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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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启动前一天，俄中友好协会、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举办了中国电影晚会，期间大家回忆起中苏1950年代电影合作的事情。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拉·韦尔琴科表示，苏联和俄罗斯文化一直致力于为与中国的友谊铺平道路，电影已成为文化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方向之一。中国电影的黎明1946年成立的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前身是日本制片厂），是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历经18年战争后并没有拍摄电影的经验，此前仅摄制了6部电影。当时，中国著名导演袁牧之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韦尔琴科介绍说，他的到来，拉开了中苏电影人合作的序幕。早在1940年，他已访问过苏联，计划拍摄中国人民抗日的影片。1941年，德国军队靠近苏联首都，“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被疏散到阿拉木图，袁牧之和同事们也一同前往。在那里，他认识了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中国当时制作的电影，或在讲述战争，或在介绍中国工人的英雄过去，这些公认过去曾是中国红军战士。上世纪50年代初，在电影中居主要地位的是军事和英雄主义题材。当年的故事片和纪录片，主要是为了完成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和启蒙的任务。中苏首批合拍影片他们有机会拍摄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然后又与中国同行拍摄了两部电影：《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其中有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镜头。胶片经过修复和数字化，并于2019年中国国庆70周年庆典时播放。苏联电影人到中国后曾发生过有趣的故事。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身着浅色棉布服装的文质彬彬的男性。当时被认为是随行人员，苏联专家让他将他们带到天安门，以便研究拍摄地点。他们强调说，到处都对这位“助手”恭敬有加，通过时也没有任何问题，由此想问问是谁，结果弄清后得知是周恩来。共有四个摄制组，按军区分四个方向。南部方向的摄影师甚至是在军队的保护下拍摄的，因为那时战事还在继续。西南军区司令贺龙甚至还给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摄影师颁发了书面感谢信。苏联摄影师给毛泽东拍照时犯了错？热带气候中的彩色胶片很难保存且易坏，返回莫斯科前，应很好地存放已拍摄的材料。因此，苏联摄影师考虑用保暖瓶进行储存。然而，因中国摄影师拍摄的黑白胶片无法嵌入最终的彩色胶片中，所以一些镜头需在摄影棚中重新拍摄。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并于1950年10月1日同时在中国和苏联播放。两部影片首映后，观众太多，不得不从早上6点开始放映，每天需播放8场。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与毛泽东的肖像有关。苏联著名摄影师弗拉迪斯拉夫·米克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上为毛主席拍了照。按约定，他将照片发往《星火》杂志社，技术人员收到底片后认为，毛泽东下巴上没有痣，而是胶片上的一个斑点，因此决定进行修饰。1950年，苏联是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的某种形式，新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消息从这里传往国外，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不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1951年，苏联将《解放了的中国》电影送往戛纳电影节。中国电影在苏联两国电影领域合作的重要方向是互办电影展播。比如，苏联居民看到了《中华儿女》、《白毛女》、《女篮5号》、《龙须沟》（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和《祝福》（根据鲁迅小说改编）。这些电影的播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共放映了198部影片。中国领导层对播放苏联影片给予高度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十年，共拷贝和播放了951部影片，如电影《团的儿子》、《列宁在十月》、《一个人的遭遇》、《夏伯阳》、《库班哥萨克》和《乡村女教师》。与此同时，还定期举办苏联电影周和电影日。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设了新的电影制片厂，以扩大电影的拍摄类型和数量。 苏联旅行家、导演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施奈德罗夫帮助创办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并随后参与了联合纪录片《古漠蓝天下》（《阿拉木图·兰州》）的创作，这是一部关于修建穿越戈壁沙漠铁路的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庆祝。为此，苏联导演埃菲姆·吉甘受命拍摄一部讲述中苏两国人民劳动丰功伟绩和友谊的影片。 因此，有了讲述水电站建设的电影《风从东方来》，并在两国获得了广泛认可；同年上映了另一部联合影片《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介绍的是西双版纳自然风光。据韦尔琴科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苏电影合作极为广泛和深入。她说：“苏联电影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价值准则。中国观众对苏联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感兴趣，对军事历史和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也颇感兴趣，对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也兴趣盎然。我国公民通过这种方式更多地了解了自己的邻居。”走向新的征途从1962年开始，中苏电影合作被停滞了，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才得以恢复。在此期间，中国电影走出了自己的独特之路，在世界电影中稳稳地站住了脚。近十年来，中俄合拍电影诸多，比如《龙牌之谜》（2019年）、《战斗民族养成记》（又名《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2019年）和《黑土地上的最后一战》（2015年）等等 。电影交流也已恢复：《流浪地球》、《金陵十三钗》、《刺杀小说家》等多部大片在俄罗斯获得好评；在中国，票房最高的俄罗斯电影之一是体育剧《绝杀慕尼黑》，最近还上映了俄罗斯拍摄的第一部太空题材的电影《挑战》。为进一步发展俄中关系，扩大两国在文化领域的沟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2024-2025年为中俄文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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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镜头：中苏电影合作是如何开始的？
2024年4月19日, 23:45 (更新: 2024年4月20日, 00:55) 评论
4月19日，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拉开帷幕，期间，将广泛呈现中国导演的作品。电影合作是早已有之的传统，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曾被派往中国分享经验，帮助摄制中国的首批电影。那么，这些电影有着怎样的内容？苏联摄影师在拍摄毛泽东肖像时犯了哪些错误？为拍摄电影，为何将国民党天津司令释放？苏联公民喜欢哪些中国影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撰文与大家分享这段故事。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启动前一天，俄中友好协会、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举办了中国电影晚会，期间大家回忆起中苏1950年代电影合作的事情。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所长基里尔·巴里诺夫指出：“中国电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历史中艰难和英雄的篇章。当然，还展现出了现代中国，展现了它的现状和光辉形象以及它诗意和独特的艺术语言。现在，这些都吸引着很多人的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拉·韦尔琴科表示，苏联和俄罗斯文化一直致力于为与中国的友谊铺平道路，电影已成为文化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方向之一。
1946年成立的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前身是日本制片厂），是新中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成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历经18年战争后并没有拍摄电影的经验，此前仅摄制了6部电影。
韦尔琴科解释道：“战后的一些年里，拍摄设备不尽如意，但中国人民总能克服任何困难，因此电影还在拍。”
当时，中国著名导演袁牧之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韦尔琴科介绍说，他的到来，拉开了中苏电影人合作的序幕。早在1940年，他已访问过苏联，计划拍摄中国人民抗日的影片。1941年，德国军队靠近苏联首都，“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被疏散到阿拉木图，袁牧之和同事们也一同前往。在那里，他认识了苏联著名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
韦尔琴科指出：“历史没有记载这种友谊有多密切，但据可靠消息，爱森斯坦传奇电影《伊凡雷帝》的创作过程中，袁牧之有在场。他学习了苏联电影人的所有技巧和艺术秘诀。”
中国当时制作的电影，或在讲述战争，或在介绍中国工人的英雄过去，这些公认过去曾是中国红军战士。上世纪50年代初，在电影中居主要地位的是军事和英雄主义题材。当年的故事片和纪录片，主要是为了完成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和启蒙的任务。
韦尔琴科介绍说：“为摄制中国人民政权获胜的生动影片，早在1949年9月中旬，毛泽东已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派纪录片团队到中国拍摄有关中国革命胜利的纪录片。两周后，苏联纪录片工作者来到了北京。”
他们有机会拍摄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然后又与中国同行拍摄了两部电影：《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其中有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镜头。胶片经过修复和数字化，并于2019年中国国庆70周年庆典时播放。
韦尔琴科说道：“这是中苏纪录片拍影者间的初次合作，参与人员均是两国最优秀的专家。”
苏联电影人到中国后曾发生过有趣的故事。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身着浅色棉布服装的文质彬彬的男性。当时被认为是随行人员，苏联专家让他将他们带到天安门，以便研究拍摄地点。他们强调说，到处都对这位“助手”恭敬有加，通过时也没有任何问题，由此想问问是谁，结果弄清后得知是周恩来。
韦尔琴科说道：“当时大家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专家在中国人的严格指导下、按照当时的要求制作了这部影片。”
共有四个摄制组，按军区分四个方向。南部方向的摄影师甚至是在军队的保护下拍摄的，因为那时战事还在继续。西南军区司令贺龙甚至还给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摄影师颁发了书面感谢信。
热带气候中的彩色胶片很难保存且易坏，返回莫斯科前，应很好地存放已拍摄的材料。因此，苏联摄影师考虑用保暖瓶进行储存。
韦尔琴科说道：“那时，彩色的胶片贵如黄金，苏联自己也很短缺，为了这两部影片，拨出了仓库中的所有胶片，目的是拍出高质量的影片。”
然而，因中国摄影师拍摄的黑白胶片无法嵌入最终的彩色胶片中，所以一些镜头需在摄影棚中重新拍摄。
韦尔琴科介绍道：“战事重现。当时，中国纪录片工作者还未掌握技巧，苏联专家将这些技巧告诉给了中国同行。为了拍摄出天津国民党司令官的被俘镜头，将真正的国民党司令官从监狱中放出，让他参与了拍摄。”
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并于1950年10月1日同时在中国和苏联播放。
两部影片首映后，观众太多，不得不从早上6点开始放映，每天需播放8场。
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与毛泽东的肖像有关。苏联著名摄影师弗拉迪斯拉夫·米克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上为毛主席拍了照。按约定，他将照片发往《星火》杂志社，技术人员收到底片后认为，毛泽东下巴上没有痣，而是胶片上的一个斑点，因此决定进行修饰。
韦尔琴科介绍道：“肖像照送到苏共中央进行审核，但被停止刊印，米克沙被叫到苏共谈话，同时发往中国进行确认。中国国家主席对照片非常满意，允许刊印。”
1950年，苏联是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的某种形式，新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消息从这里传往国外，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不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1951年，苏联将《解放了的中国》电影送往戛纳电影节。
韦尔琴科指出：“不能不接收影片，但又不想向整个世界展播。因此，拨出一个厅，仅允许50名可靠的记者进入，而且放映厅由警察保护，不让任何人进去。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两国电影领域合作的重要方向是互办电影展播。比如，苏联居民看到了《中华儿女》、《白毛女》、《女篮5号》、《龙须沟》（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和《祝福》（根据鲁迅小说改编）。这些电影的播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共放映了198部影片。
中国领导层对播放苏联影片给予高度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十年，共拷贝和播放了951部影片，如电影《团的儿子》、《列宁在十月》、《一个人的遭遇》、《夏伯阳》、《库班哥萨克》和《乡村女教师》。与此同时，还定期举办苏联电影周和电影日。
韦尔琴科介绍道：“甚至在乡村地区也有播放，为此，苏联向中国送去了专门的可移动播放设备。太多人想了解苏联的生活，以至于人们愿意从两侧看屏幕，只是为了一睹邻国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设了新的电影制片厂，以扩大电影的拍摄类型和数量。 苏联旅行家、导演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施奈德罗夫帮助创办了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并随后参与了联合纪录片《古漠蓝天下》（《阿拉木图·兰州》）的创作，这是一部关于修建穿越戈壁沙漠铁路的影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庆祝。为此，苏联导演埃菲姆·吉甘受命拍摄一部讲述中苏两国人民劳动丰功伟绩和友谊的影片。 因此，有了讲述水电站建设的电影《风从东方来》，并在两国获得了广泛认可；同年上映了另一部联合影片《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介绍的是西双版纳自然风光。
据韦尔琴科介绍，上世纪50年代，中苏电影合作极为广泛和深入。
她说：“苏联电影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价值准则。中国观众对苏联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感兴趣，对军事历史和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也颇感兴趣，对苏联人民的现实生活也兴趣盎然。我国公民通过这种方式更多地了解了自己的邻居。”
从1962年开始，中苏电影合作被停滞了，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才得以恢复。在此期间，中国电影走出了自己的独特之路，在世界电影中稳稳地站住了脚。
俄联邦前任驻华大使、现任参议员安德烈·杰尼索夫强调：“中国电影是世界电影的一部分，方方面面均有表现。它吸收了不同的世界潮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路，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的影响力。通过转让创意和技术秘密和在中国播放苏联电影，双方电影合作相互交织。非常高兴，我们在电影方面恢复了交流，如此互动的前景非常光明， 通过反复试验与误打误撞，我们将实现全面的电影制作合作。”
近十年来，中俄合拍电影诸多，比如《龙牌之谜》（2019年）、
《战斗民族养成记》（又名《我是如何成为俄罗斯人的》，2019年）和《黑土地上的最后一战》（2015年）等等 。
电影交流也已恢复：《流浪地球》、《金陵十三钗》、《刺杀小说家》等多部大片在俄罗斯获得好评；在中国，票房最高的俄罗斯电影之一是体育剧《绝杀慕尼黑》，最近还上映了俄罗斯拍摄的
第一部太空题材的电影《挑战》。
为进一步发展俄中关系，扩大两国在文化领域的沟通，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2024-2025年为中俄文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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