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资料，从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间，中国的“新经济”（科技和互联网公司业务）年均增长16.1%，比中国总的 GDP 增长快 1.9 倍。此外，科技行业新增就业人数年均增长7.2%，是其他经济部门新增就业平均增速的22倍。许多科技公司从 10 年的初创公司变成了世界上的“独角兽”——资本超过 10 亿美元的公司。
共享经济并非在中国最先出现，但正是在那里它得到了最大推广。几乎一半的中国独角兽都以某种方式从事共享经济。如果说在其他国家共享汽车、办公空间、住房等昂贵商品的经济发展较好的话，那么在中国公司则提供几乎所有的短租服务——从汽车和自行车到电话充电器、球、雨伞、儿童推车甚至服装。
该市场进入门槛低，导致共享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例如，2017年就有来自70多家公司的2000多万辆自行车行驶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但这并没有消除市场的垄断。最大的两个参与者——ofo 小黄车和摩拜单车占据了近 95% 的市场份额。这些公司的资本总额很快超过 10 亿美元。根据 Crunchbase 的数据，仅向中国最大的四家共享单车公司在 2018 年投资者就注入资金 45 亿美元。
2018 年成了共享泡沫开始破裂的时间点。原来，大多数共享公司的商业模式并不可行。当然，价格战也帮助创造了庞大的客户群，这实际上是风险投资者在投资公司时关注的对象。然而，与此同时，整个生意只靠投资者“烧钱”而存在。到了算账的时候，结果发现这门生意即使在中期也无法做到收支平衡（更不用说盈利了）。投资者惊慌失措，试图收回投资。共享公司因此而开始破产。美团买断了摩拜单车，Ofo 就停止了存在。然而，输掉的不仅是投资者，还有很多服务用户——他们根本无法返回早先的存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吕随启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解释说，事实上共享经济对实体经济并没有多大用处。吕随启专家说：
“从理论角度来看，共享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楚。从实践角度来看，共享经济又给实体经济带来了过大的冲击，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看似共享经济的快速成长带来了很高的收益，但是对实体的挤压也导致了大量该领域企业的破产和人员的下岗失业。目前共享经济的模式实际上涉及多个领域的交叉，这种交叉有可能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同时也会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冲突，并让我们为解决这些冲突付出较高的额外成本。另外，当前共享经济大部分是处在资本控制的状态下。中国在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资本过度追逐利润，实际上会带来不少畸形的产物。一旦走向极端，对于中国或将带来巨大风险。”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打击资本无序扩张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这一表述恰好是在股份公司倒闭和轻率投资后果出现的背景下出现的。毕竟，这种资本扩张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任何预期：没有发展“智能”消费、流动性和创造就业机会，只剩下投资者、赔钱的用户。最主要的是，因共享单车，所有大城市都出现了堆积如山的废金属。如今清理“废品”的任务落在了市政府的肩上。虽然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工业等传统部门仍然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吕随启专家认为，监管重点转向共享经济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步。他说：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制造业仍然是根本。无论是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还是在解决就业方面，实体制造业都是主体。而共享经济过度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是不相符合的。因此从确保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与发展中国家地位比较吻合的角度出发，加强对共享经济的监管力度，应该是一个主要的着眼点。”
正如数字货币等其他一些创新一样，共享经济也可以是有益的，但需要适当监管。自然，在泡沫破灭后这个市场的增速不再像以前那样快。例如，据《环球时报》报道，2020年“共享经济”框架内的交易额同比仅增长2.9%，达5224.7亿美元。但有 630 万人直接受雇于该领域——这是共享平台雇用的员工数量。而在2020 年约有 8400 万人间接在共享经济中工作。因此，总的来说，对共享经济增长的预测还是比较乐观的。预计中国共享经济未来五年将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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