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贸易失衡，中国不可能对美国的关税战做出对称反应，所以北京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重要产品只是有针对性的加征关税。首先是针对能源载体和农产品。北京认为，征加关税将使出口一半以上农产品的美国农民生活面临困难。农村是特朗普的关键选区。因此中国希望他们应受到更大的打击，并能以此证明美国奉行的政策损人不利己。
实践表明，这种考量是正确的。特朗普的确同意取消或削减部分关税，以换取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的承诺。但是，根据穆迪的报告，超过60％的中国商品运往美国，仍需交高额关税。拜登政府虽然公开批评前任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但实际上不敢改变与中国进行关税和技术对抗的总战略。因此，如果说在贸易战开始之前对美国的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为3.1％，而对中国的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为8％的话，那么现在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9.3％和20.7％。如果贸易战的目的是使关税均等，那么可以认为它已成功实施。但这无助于达到最初提出的消除贸易不平衡的目的。202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100亿美元。贸易战开始时，这一数字为3752亿美元。
穆迪用美国进口商主要承受贸易战的打击来解释这一点。今天他们为中国商品支付高出原价约18.5％的费用，而中国出口商仅少赚了1.5％。这是因为很难找到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的替代品。而对受中国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则不能这么说。这些主要是原材料和农产品。在这方面美国当然不是一个垄断者——中国很容易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因此穆迪报告得出结论，从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中，主要是美国供应商（中国很容易找到替代品）也遭受到了损失。
美国企业和中产阶级再也不能容忍美国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然而，正如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凯解释的那样，美国上层还在坚持特朗普那一套。
李凯教授说：“拜登上台后不敢贸然突破特朗普遗留下的对华贸易政策遗产，但是美国企业界已经无法再承受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态度有所放缓，表示愿意与中方进行贸易谈判。这说明美国下层已经是有力量推动中美贸易进一步和解，只是上层尚未做出决策。美国目前浓烈的反华情绪使得当前形成了这么一个僵局。不过根据贸易态势，美方显然比中方更加着急。美国高层突破意识形态障碍，从实际出发恢复双边贸易关系，我想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李凯说：“考虑到中美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未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打压方向可能会进行调整，从全方位打压收缩至部分领域打压。比如科技战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而贸易战则会逐步放松。从贸易政策角度来看，只要中国能把局势持续稳定下去，美国商人的利润压力将逐渐增大。若是美方执意与中国脱钩，未来可能会导致的是美国与世界脱钩。而科技战方面，中国需要做好更加全面的应对战略，拉拢盟国的同时也尽量维持日欧等美国盟友不一边倒。”
就在技术上遏制中国这一问题，美国政治机构和企业界人士的意见不一。中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例如，中国近年来以每年300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芯片。去年由于担心美国进一步限制，中国公司开始囤积自己的仓库，芯片进口增至3800亿美元。自然，在获取美国零部件和技术方面受到的限制将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带来某些问题。但是，即使与中国合作过的美国公司也不会获得很大收入。例如，仅华为一家公司，每年从美国公司购买的组件价值就超过100亿美元。美国企业界警告：这些资金可能将被用于新的研发和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当它们消失后，美国公司最终可能会失去竞争优势。
美国决定通过公共投资来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计划，在未来五年投资1100亿美元用于美中存在竞争的关键技术的研发。打算将把这笔钱用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芯片生产、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的基础研究。美国企业界仍然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毕竟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所有创新主要是由私人商业和市场规则驱动的。然而即使假设美国已决定借用中国的做法来支持本国冠军，但其规模仍与所要完成的任务相距甚远。而中国，例如，则计划到2025年仅在发展所谓的“新基础设施”上就将花费1.4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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