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资料，在2007年至2017年的10年间，中国“新经济”（高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生意）以年均16.1%的速度增长，相当于中国GDP增速的1.9倍。此外，高科技领域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以每年7.2%的速度增长，相当于中国经济其它部门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平均速度的22倍。在过去10年间，在初创企业中，许多高科技公司华丽转变成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世界级“独角兽”。
中国一半“独角兽”公司都集中在共享经济领域，提供某种商品的短期出租服务。世界上恐怕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如此多的风险投资同时涌向共享经济领域。中国现在几乎一切东西均可拿来共享：自行车、雨伞、篮球、手机充电器，更不用提全世界传统的共享物品——汽车和房屋了。
风险投资像河流一样涓涓流入中国，一直到2018年6月：当时全世界47%的所有风险投资都汇聚在中国初创企业中。投资者的兴趣可以解释：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几乎增长了50%。按照全球权威的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的数据，2017年共有7亿名中国人使用过共享服务，而这是全国居民总数的一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仅有26%的居民使用过共享服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投资的大饼开始缩小。按照北京清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Zero2IPO）的数据，2018年三季度新的风险投资资本流入同比减少52.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经济整体放缓引起的，而中国经济整体放缓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有关。更何况，中国政府执行了打击经济过度借贷的政策，因此资本可用性受到故意限制。
从另一方面来说，投资者们开始注意到，远非所有的共享经济初创企业都能带来利润。几十个小型共享单车公司几乎在两个多月后就会散伙，如：重庆悟空单车（Wukong Bicycle ），该公司90%的自行车都被偷走了。推出房屋租赁服务的初创企业处境艰难。按照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提供类似美国Airbnb的中国短租服务公司“住百家”早在2016年就亏损1300万美元，原因是竞争激烈，营运支出过重。
似乎，这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环境。但即便是那些有能力剔除所有竞争对手的公司也同样无法生存下去。比如，在大多中国大都市中，共享单车领域被两家公司垄断：小黄车和摩拜。摩拜公司尽管规模巨大，但已经处于破产边缘，只有以27亿美元吞并中国最大的在线本地生活服务平台（Meituan）才拯救了这家公司。现在轮到小黄车了。中国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凯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所有问题就在于共享经济的模式本身。这种商业模式之所以在中国适应下来，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遗产，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高效的。
李凯说：“共享单车的模式在小区域内进行是可以的，因为小区域内的资产维护与损失是可以控制的，但是要将这一模式推广至全国乃至全世界，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在更大的范围内，单车的所有权是归公司所有，而不属于大众，但是公司的人力和财力又不足以维护这么大规模的资产，尽管网络使得收费等环节的成本降低，但是资本仍然存在耗损——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零部件被人拆走等现象屡见不鲜。等到资产耗损到一定程度，资产也就随之减少，共享单车的便利性也就会降低，于是就出现了用户想退押金的情况。第二，近年来我国的泡沫性风险投资过热，一旦出现一个新兴事物，资本就会迅速将其炒热。但是这种投资缺乏可持续性，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问题，例如，目前退押金困难的问题，用户的押金可能已经被运营商投入市场或用于维护运行，而公司就面临破产。关于共享单车的失败，有人会质疑民众的素质，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本末倒置的理论。任何模式都要以尊重大众的素质为前提，而不是在模式受挫后就归罪于公众的素质不好。任何模式都必须以尊重公众的素质为前提来设计。共享单车实际上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英美国家从历史上就一直非常强调私有制，在这种体制下不会产生共享经济。而中国传统上就有一种大同文化的取向，例如，儒家文化，以及后来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我们总是对人性有一种美好的乐观情绪，而英美国家对人性的认识较为悲观，他们建立的制度就相对严密、保险。我个人现在不太看到这种模式向国际输出的前景。”
问题在于，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共同消费的模式是否确实具有发展前景？抑或只有在有稳定的新投资流入时，一切似乎才运营良好？对于小黄车来说，问题在于用户大量出逃。目前已经有1100多万人要求返还押金，而按照合同条件，在登记注册时必须缴纳押金，但如果一个人不再享受小黄车共享单车服务，在任何时候均可要求退还押金。小黄车公司拖欠用户的债务总额超过12亿元。公司创办人戴威在致工作人员的信中称，他不排除开启公司破产程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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