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澳大利亚公司中有72％认为复杂的双边关系是第一商业风险。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中国转向其他市场带来的风险，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副作用。这是中澳商会首席执行官尼克·科伊尔（Nick Coyle）向《环球时报》透露的近几个月来进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他同时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澳公司因紧张的政治关系离开中国的迹象。
而这意味着同中国打交道的澳大利亚企业界不仅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打算与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的意图很可能反映了他们希望双边关系出现政治气候变化的愿望。
中方认为，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偏见、把中国发展视为对澳大利亚威胁以及围绕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言论和行动已经导致双边关系严重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澳方应当对此予以正视，认真反思，而不是倒打一耙、“甩锅”推责。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卫星通讯社书面采访时指出，中国民众对澳大利亚的善意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陈弘主任说：“2020年是中澳关系继续受到堪培拉政府肆意毒化和破坏的一年。莫里森政府继续对中国进行恶意中伤，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屡屡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社会对澳大利亚的好感已经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必须意识到，澳方所期望的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其实是缺乏逻辑的。中国企业界、投资者、消费者正在越来越失去对澳大利亚营商环境的信心，这是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一手造成的。澳大利亚国内早就有反华势力呼应美国，鼓噪与中国经济脱钩。而现在，堪培拉近年来的对中国敌视政策正在实质性地割裂两国经贸关系。
“事实是澳大利亚破坏了中澳经贸关系，而根本不是中国对澳发动什么贸易战。自2017年年中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错误的冷战思维和美国反华战略的引导下，将中澳关系逐步推向深渊。两国关系必将会实质性地被堪培拉推向‘政冷经冷’的局面。
“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有关进口产品实施相关措施，是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着眼于中国整体经济布局，针对碳达峰、碳中和长远目标，以及保护中国有关产业而进行的。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合理行为，堪培拉当局将其政治化，动辄加以无理指责和干预，这恰恰暴露了莫里森政府的霸凌作风。长期以来，中澳经贸关系对两国互惠互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合作。中国无意损害与澳大利亚的各方面关系。
“在辞旧迎新的岁末年初，我们期望澳大利亚当局能早日回归理性，不再为美国反华势力火中取栗，真正为自身切实的国家利益着想，使两国关系回归到正确的航道上来。”
专家们把中澳关系与中日关系作了比较。中国和澳大利亚没有中日间的领土争端。中澳在对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没有分歧。尽管如此，2020年政治关系给中澳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造成的影响要比中日关系大得多。俄罗斯战略问题研究所专家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解释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和日本政治上倾向美国的程度不同。
米哈伊尔·别列也叶夫说：“应该考虑到美国因素。当然，日本在政治上跟美国也跟得很紧，甚至受到美国的很大影响。尽管如此，日本深知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利益，基于未来制定政策。没错，该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新中心，中国将在那里成为领导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日本深知需要靠近中国。当然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与中国也紧密相连，但它还没有完全决定做出什样的选择。从政治上讲，它在美国的轨道上，受到来自美国的很大的压力，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切的后果。而这进一步让它失去了接近中国的机会。但我认为，未来几年，一方面，美国弱化的趋势将加剧，另一方面，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将增强。客观上，这应能导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改变。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教授苏锑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谈到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独立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要和美国保持一致。
苏锑平专家说：“我认为澳大利亚一直都是美国的跟班，应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就转向了美国，并依赖美国对他们的支持。直至今日他们依然有这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在军事政治领域。目前美国号称为世界警长，而澳大利亚则被称为副警长，但实际上’deputy‘一词也相当于代理警长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从这里撤出去，澳大利亚就要代理美国警长的位置。总理莫里森虽然表示澳大利亚政治上是独立的，但也就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考虑到他近来的表态和说法经常前后不一致，我想可信度并不高。当然，澳大利亚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独立的判断，只是在大事方面多数情况下他肯定要与美国保持一致。”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澳大利亚极力迎合美国并支持美国建立国际联盟应对和遏制中国的做法。这已成为造成中澳关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一再呼吁澳方为建立互信、促进两国务实合作做出更大努力。显然这可成为202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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