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指出：“达沃斯论坛通常被视为一个寻求共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解决相关问题的平台。然而，本届论坛可能已超越传统对话平台的角色，成为地缘冲突的展示橱窗。尽管论坛依然秉持对话精神，包括汇集了130多个国家约3000多名代表、60多位元首、850多位CEO及科技领袖，且议程设计强调多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但实际反映的可能却是对抗结果。”
刘英进一步回顾了达沃斯论坛功能的转变：“过去论坛聚焦于寻找共识、推动合作，在求同存异框架下讨论贸易自由化等议题，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共同方向。但如今由于分歧巨大，对话重点转向管控分歧。当前有国家对全球加征10%~50%不等的不对等关税，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铜及衍生品、半导体、医药药品等加征25%、50%、100%不等的高关税，这些措施均引发负面溢出效应。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扎西迪所言，当今世界最大的关税是不确定性本身。我们也刚刚看到，美国宣布对欧洲八国加征10%的关税，并计划于2月1日实施。若后续谈判未果，可能还会进一步抬升关税。与此同时，欧盟方面宣称已经准备了930亿的反制清单。在这一情况下，论坛对话可能已不再以达成协议为目的，而是旨在建立沟通渠道、降低误判风险。我认为这也是在地缘对抗加剧背景下的生存刚需。”
刘英认为，这本身也标志着论坛角色的转化：“此外，本届达沃斯论坛可能还是一个压力的测试场，即地缘经济冲突在议题中被制度化的呈现出来。可以看到，论坛没有回避问题，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地缘经济对抗成为2026年首要风险，并将其纳入进核心议程。”
对此，刘英指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金砖国家的数字货币互联提案在会场外持续发酵。这反映了国际上去美元化趋势的加强，甚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去美国化倾向。美国方面，在特朗普2.0时期，其政策取向已不再满足于特朗普1.0时期及拜登政府时期所推行的产业链供应链近岸化和友岸化策略。相反，美国希望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以解决自身问题。”
刘英认为：“就中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从实践到倡议，逐步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治理方案。比如，习主席于2025年9月1日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此前，中国在近几年还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些倡议分别对应全球面临的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问题。”
在综合评估达沃斯论坛的现实功能后，刘英判断称：“达沃斯论坛不仅是地缘经济冲突的展示窗口，更是风险可视化的机制。换言之，各方通过在论坛上公开立场、释放信号、试探底线，能够避免在非正式场合爆发冲突。因此，达沃斯论坛正在成为可控对抗的所谓‘安全阀’。”
刘英最后总结道：“总体来看，达沃斯论坛可能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神经中枢’，是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系，只是不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此外，论坛也不再是共识制造机，在碎片化的世界中不再强求统一，而是对抗中保留对话的通道。我认为，现在达沃斯论坛的价值不在于解决冲突，而在于冲突各方依然愿意坐下来谈，这在今年已经是比较稀缺的一个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