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显示，分省份来看，上海、北京、浙江的养育成本排在中国前三位，上海家庭养育一个0-17岁孩子的平均成本为101万元，北京是93万元，浙江为85万元。分孩次看，城镇一孩、二孩、三孩养育成本66万元、52万元和39万元，农村则为46万元、36万元和27万元。
基于中国在2023年已成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国家之一的现状，梁建章团队提出了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减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推广灵活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等9大建议。
在购房补贴上，建议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地区，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他们估计，购房补贴政策也能够将生育率提升20%左右，每年多生200万个孩子。这一建议迅速引发热议，“专家建议给三孩家庭购房打五折”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这一建议迅速引发热议，“专家建议给三孩家庭购房打五折”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对此，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李长安教授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将生育补贴与购房补贴挂钩对于刺激生育而言是相对有效的政策。
他说：“因为在构建刺激生育的政策体系中，努力降低养育成本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其中住房成本则是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有效降低住房成本对于鼓励结婚、生育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长安教授进一步指出，政策实施中最大的难题将会是成本分担，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他表示：“如果成本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考虑到目前地方财政普遍困难，许多财政困难的地区可能无法实施这一政策。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需要中央和地方进行协商，以制定合理的成本分担比例，采取贴息的方式为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在购房时提供补贴，从而降低他们的购房成本。”
李长安教授提出建议，可以考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相应的生育支持基金，并动员社会捐赠。使用这部分基金根据生育情况对家庭在购房时提供适当的补贴，以合理安排成本分担问题。
针对上述建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了几位年轻人。一些人认为，给予多孩家庭购房优惠是一个减轻生育养育压力的好政策。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使实施这一政策，效果也不会理想，因为高房价的压力只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其中一个原因。
生活在广州的朱女士表示：“我觉得这个政策不错，因为现在年轻人到大城市发展，主要面临的压力是房贷和养孩子。如果减轻了购房压力，年轻人生育的意愿会大大提高。虽然可能会增加女性的生育负担，但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生育意愿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情况。政策可以逐步细化完善，总的来说，有优惠政策是一件好事。”
然而，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王佳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表示了怀疑。她认为，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确实与高房价有关，但并不是绝对的。她指出，女性的生育付出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和认可才是根本问题。
她说：“我身边的妈妈们大多已经有了车子和房子，没有特别大的生活压力，但是仍然不想要二胎，主要是因为抚养孩子让她们失去了自己的时间。而且，即便多生一个孩子就多一些购房优惠，但房价只是成本的一部分，生养孩子的教育成本也很高，还要花时间去培养孩子。而这往往是女性花费更多时间的地方，她们因此在职场或其他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
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肖颖赞同将生育补贴与购房补贴挂钩以促进生育，但她同时表达了对女性权益可能受损的担忧。
她说：“生育应该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将生育与住房绑定可能会导致出现变相的强迫生育。此外，这种政策对于单身或丁克家庭来说并不友好。年轻人需要的是整体的生活压力得到降低，有更多的时间去生活。如果能减轻生活压力，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生育。”
梁建章团队也表示，在养育孩子的问题上，除了金钱之外，家庭还需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而这些成本在中国主要由女性承担，她们很难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职场工作，部分女性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以换取事业上的成功机会，这是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该团队指出，最近各省份修订的新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多数省份的产假延长到158天），并新增育儿假。虽然延长产假有助于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看孩子，有利于家庭育儿，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中国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是中国总人口数量连续第二年下降。2022年末，中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是1961年以来首次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