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是对汉学家贡献的承认
6月14日，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隆重颁奖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2023年，来自16个国家的20名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荣获殊荣，其中有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科米萨罗夫。
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科米萨罗夫，历史学副博士、作家、翻译、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东方学教研室教授，他还是中国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中国文化和医学领域的专家。
据科米萨罗夫介绍，对他来说，获得此奖项是殊荣。要知道，不同年代，世界各地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获得该大奖，其中有俄罗斯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尔盖·齐赫文斯基、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米哈伊尔·克留科夫、列奥尼特·彼列洛莫夫和阿尔焦姆·科布泽夫等等。科米萨罗夫于1972年开始研究中国，那时，新西伯利亚市成立了新的东方学中心。
他说：“我从童年开始对东方产生兴趣。那时，苏联和中国关系很好。我记得上幼儿园时，给我们读中国童话，似乎，这也有影响。然后巧合的是，我1972年考入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那里恰好开设中国专业。我想学历史方向，命运眷顾，还能学习中文。我当然非常努力进入这个班，一切非常顺利。我们班非常强，从这里走出一些著名的专家和外交官。”
从石器时代到丝绸之路：中俄共同的历史空间
科米萨罗夫指出，上世纪70年代在新西伯利亚创建东方学专业所组建的班，是一个新的研究中心，而且并非在复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大型学术中心的工作。
他说：“在我们新西伯利亚市，最开始注重的是中国考古学和某些交叉学科，比如铭刻学等等。因此没有必要和莫斯科比拼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或与彼得堡竞争研究中世纪的中国，他们有非常好的图书馆和本领域的专家。因此，应创建另一个领域的补充研究中心。首先，1970-1980年代，我们历史学方面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不足。其二，西伯利亚、蒙古国和中国考古方面有很多契合点。”
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其中包括科米萨罗夫，正在研究古时西伯利亚和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其中，关注的是石器时代和在中国智人的扩散问题，以及沿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贸易。据科米萨罗夫介绍，丝绸之路不仅从东向西，它有很多支线，一直进入现代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近一段时间里，在中国找到很多古代讲伊朗语的粟特人的墓葬，长时间里，他们在组织中国商队贸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活动范围甚至到达西伯利亚。然而，与中国毗邻的大草原，在本地区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他说：“巧合令人惊讶，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北部地区曾属草原，范围从黄海到多瑙河。游牧民族时不时地在大草原上驰骋，比如匈奴人遭到中国回击后来到了欧洲，某种角度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来，大草原上突厥族和蒙古族兴起。一方面，游牧民族给定居文化带来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机动性强，为贸易提供了保障。汉朝时期有了丝绸之路，其分支分散到俄罗斯各处。我们考古学家找到源自中国的各种器具，比如丝绸残迹，汉朝和唐朝时期的铜镜。甚至在游牧民族时期，从石器时代开始，那些目前属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地区，已经相互影响，居民不断迁徙。”
考古资料显示，大陆和海上贸易系统非常发达，同时，中国商品在古时和中世纪时期已非常流行。目前属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地区之间，古时候已有商品和技术流通，比如在某些武器方面。科米萨罗夫在他的首部专著《中国古代兵器综合体：青铜时代晚期》中以考古发现为例，生活在现代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境内民族的技术，对中国周朝时期的兵器制造有影响。
他说：“把武器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偶然，要知道，武器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原因可以理解：如果不经常完善武器，那么就可能被邻居超越。因此，武器是研究相互影响、引进和创新的最好材料。具体例子可以证明，在发达的青铜器时代，中国与大阿尔泰地区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相互影响。”
中俄考古专家合作成果显著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中俄两国考古学家已在有计划地合作。1987年，谢尔盖·科米萨罗夫在学习和科学实践框架下来到了中国，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俄罗斯科学院考古和民族学所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有合作，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他们研究馆藏，为两国通史研究带来光明，做为受邀专家，参加伙伴们的考古考察。
他说：“我们同事们，即使不懂语言也彼此明白。有时，我不懂中文的同事，在考古挖掘点与中国专家交流，没有翻译，一切都很清楚，知道做什么。有时，对考古发现进行解释，如果有照片，同样是明白的。当然，在我们研究所有懂中文的专家，其中包括我。我们年轻的专家，那些我值得骄傲的学生，他们不仅进行学术论文答辩，中文也相当不错，专业术语很通。中国的考古学家，同样对我们在俄罗斯境内找到的物品兴趣很浓，可相互比较。中国同事中也有很多掌握俄文的，他们学习俄罗斯的考古学，研究我们的材料，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帮他们找材料，甚至带他们一起去考古现场。俄罗斯科研中心的其他考古学家，也在和中国积极合作。”
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科米萨罗夫（左边）与中国和俄罗斯同事一起检查西安汉墓的发掘情况。
© 照片 : Alexander Soloviev
中俄两国学者们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但疫情期间联系暂时中断。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期望，合作将很快得到全面恢复。
21世纪，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
科米萨罗夫在评论自己同事观点时指出，我们现在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见证者。中国近几十年来，创立了很多考古杂志，出版了不少专著，所找到的考古材料在各地博物馆、展览馆与世人见面，此外，还建起很多新的博物馆综合体。世界各地的专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新发现和资料，有时，这些材料在改变对亚洲地区历史的认知。
他开玩笑说道：“对从事中国考古的人来说，这是真正的痛苦，你疏忽10分钟，中国已找到上百万的文物，你都来不及研究。”
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科米萨罗夫游览西安附近的汉景帝（公元前 188 - 142 年）的陵墓杨陵
© 照片 : Alexander Soloviev
科米萨罗夫高度评价中国的考古发展，国家领导人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中国城市和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考古研究。
他说：“我记得在中国古都洛阳，市中心建高楼，偶然发现一辆马车墓葬，套着6匹马，显然是某个统治者的墓葬。最终，建设被叫停，甚至将已建成的部分拆掉，取而代之的是建起了博物馆：历史重于一切。”
科米萨罗夫坚信，现在对历史的虔诚态度，有助于拯救很多考古遗迹，我们将在中国看到很多令人惊奇的考古发现。
将对中国的兴趣传递给年轻一代
文学作品翻译，是科米萨罗夫科研和写作中的重要成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授奖仪式上某个招贴画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使他想起他特别珍视的一件事。
他说：“我拿着一本我在苏联末期翻译过的童话书，当时印数非常大，有非常好的插图。我很自豪，出版了两个合集，并参加了另一本中国童话书的出版工作。我之前说过，也许童年时期读过的中国童话故事，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了影响。不管怎样，我偶然得知，我们一些大学生有我翻译过的《望江楼》民间故事书。他们在童年时读过，也许，他们是在读过童话后来学习中文的。童话，是极为精彩的民族文化，充满了民族智慧和很多伦理元素，当然，我们两国孩子的童话故事越多越好。”
《望江楼》童话书
© 照片 : 谢尔盖·科米萨罗夫
谢尔盖·科米萨罗夫1955年生于克麦罗沃州诺沃库兹涅茨克市，1977年在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系毕业，1988年到中国辽宁大学实习，是350篇学术作品的作者。他有关中国考古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使其在中国获得声誉。他的主要作品有：《中国古迹》、《中国考古研究》和《中国建筑艺术》等等。科米萨罗夫还是十卷本《从古代到21世纪初中国历史》第一卷《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前5世纪远古史（根据考古资料）》的联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