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至于所谓的外交抵制，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曾告诉我，我们的悲剧是在闰年举办奥运会，也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年份。”
据他称，这句话应用在今天，主流政治家利用人类最受欢迎的文化精神活动-奥运会来解决他们的政治问题。
他指出：“此为绝对的政治操作。他们并不为自己的运动员着想。如果自己国家领导人不前往，代表国家参赛的人将有怎样的感觉？有人问过这些运动员么？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做法，首先是对于自己国家那些要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年轻人。”
他还表示：“大部分运动员一辈子只参加一次奥运会，这些年轻人需要支持和保护。而抵制牺牲了自己国家的儿童和青年人。对于参加奥运会的人，其中不少是未成年人，此举不光彩也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