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因此企业驱动的创新可以快速扩展并在不同领域实施。然而这种模式只有当不对企业设置人为障碍之时才行之有效。美中对抗从贸易和经济，逐渐发展到技术层面。华盛顿开始将最成功的中国公司，特别是华为、海康威视、商汤科技列入黑名单，禁止美国合作伙伴为这些公司提供零部件、软件和其他技术；美国投资者也被禁止投资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由此可见，在对华企业上，美国明显开始了反规则的博弈。显然此时中国企业开始需要获得国家支持。此外，在技术“脱钩”的条件下——当美国试图将中国与现代基础技术隔离开来的时候，北京不得不思考如何确保技术独立。新的中国发展五年规划（至 2025 年），计划研发投资每年至少增加 7%。此外，这些开支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用于基础研究。
传统上讲，世界各地的企业都不愿意投资基础研究。因为此类研究需要大量资金，而又不知何时以及如何获得回报。当然全世界都看到了像 Elon Musk 的 SpaceX 如此成功的私人基础投资的典范。尽管如此，在美国、欧洲和中国，基础科学的主导角色仍然由国家扮演。 《科学技术进步法》的新修改版使这一角色法律化。当然，与美国的对抗已经成为强化国家参与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所说，中国的科技领域本身也需要改革。王志民专家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解释说：
一方面，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受到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打压，继中美贸易战后又是科技战，特别是美国的长臂管辖，促使我们加快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科技的发展也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节点。目前存在很多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例如采用管理行政干部的方式来管理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的报销流程过于繁冗等等，这些都牵扯了科研人员的部分精力，甚至影响对科研课题的积极性。当前激发人民的创造力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之一，对此需要从体制上给予一定的保障，特别是体制的改革。这也是我国逐步完善技术发展模式、加强规章制度管理的一个过程。
中国政府目前的措施旨在克服目前遇到的瓶颈，提高本国科学和创新的竞争力。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一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拥有可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大量数据。另一方面，中国在软件和硬件上仍然依赖美国。最著名的开源机器学习平台是美国的研究成果。芯片和半导体，不仅为人工智能所必需，而且是所有现代电子产品所必需的——这个市场也由美国控制，并千方百计被其用作政治指挥棒。
中国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多项基础技术。王志民专家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利于调动资源。王志民专家接着说：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上可以采取举国体制。当然，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也是集结了优秀的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实际上大型科技项目往往需要通过政府行为把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集结起来共同合作，而中国的制度优势非常明显，更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科技的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优势为科研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吸引各国的科学家与中国开展合作，为世界的科技发展做贡献。
最后，企业角色的一定局限性还在于，当所有进展都外包给私人资本时，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会带来消极的副作用。不妨以金融科技公司为例。这些公司一方面显著增加了为民众提供的金融服务，同时改变了用户体验。在短短几年内，人们大多转向无现金支付，开始积极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但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通过在消费者和小额贷款领域的积极扩张以及垄断行为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这种策略限制了较小参与者在市场上的竞争。这给民众带来了陷入债务陷阱的威胁。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而言，存在信用风险，因为作为事实上的银行结构的金融科技公司不受银行监管。因此，有必要对其活动进行整顿，以免产生负面影响。
企业创新的利与弊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实质上，目前是在没有放弃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北京开始加强国家对经济过程和创新的控制。在中国正经历与尚未结束的 新冠疫情以及同一些西方国家政治对抗有关的负面外部现象的困难时期，这样做是必要的。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中国经济的三大问题——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从市场前景来看）。因此，明年将把稳增长、确保社会各阶层和谐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显然，对科研和创新不会吝啬金钱。但北京会确保科学发展的平衡性，首先满足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