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西方货币政策截然不同

中国将一年期基准贷款最优惠利率从 3.85% 下调至 3.80%。这是中国一年半来首次放松货币政策。虽然降息幅度不大,但与发达市场加息抗通胀的总体趋势显然可以称得上是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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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危机的影响最为明显。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是第一个遭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国家。最初不知如何应对疫情,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医疗物资生产,没有跟踪疾病传播的监控系统,没有及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中国被迫封锁包括武汉在内的一座座城市,对其隔离。这自然会导致商业活动、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并最终导致 GDP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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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出现了快速复苏的势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温和的货币政策。为了克服危机带来的后果,选择了财政刺激措施。保持六大领域(就业、金融、国际贸易、外资、国内投资、人口预期)稳定和六大领域安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市场主体运行安全、粮食和能源安全、产业和供应链稳定,基层政府的正常运作),采取了一些刺激措施。结果,预算赤字几十年来首次增加到 GDP 的 3.6%。中央批准了1万亿元专项国债抗击疫情。此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扩大至3.75万亿元。个人免税上限提高到5000元。税率也被削减,包括增值税。
这些措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国是 G-20 国家中唯一一个在2020 年年末 GDP 呈现增长态势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成功的关键首先是因为出现了疫情得到控制的局面。
黄卫平教授说:“一方面,中国很早就控制住了疫情;另一方面我国整个经济恢复的情况不错,除了面对面的服务业受散发性疫情影响外,其他行业恢复的态势基本都比较好。”
相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则采取了积极的货币刺激措施。可以说,几乎四分之一的流通美元是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危机期间印刷的。美国开足印钞机,将国债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执行其旨在帮助国民、企业和工业克服危机的社会计划。
但是经济规律是不能被愚弄的。商品市场开始出现波动,随后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当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6.2%——这是过去 30 年来的最高数字。而且,一些生活用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例如,培根的价格每年上涨 20%,鸡蛋 ——12%,洗衣机——15%,汽油——50%。即使美国当局采取了一揽子措施帮助民众克服 疫情造成的危机,名义家庭收入增长也相当快,通胀甚至更加强劲。因此,与2020年10月的水平相比,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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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以及随后的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将缩减货币刺激政策,并将全力对抗通胀。这意味着西方市场的超低利率时代即将结束。长期奉行温和货币政策的中国为何会反其道而行之?黄卫平专家借应对外部负面冲击的需要来加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处于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政府有回旋余地来支持本国经济的增长。
黄卫平教授接着说:“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西方国家通货膨胀严重。中国通胀虽然与过去相比略高,但总体来讲较为温和。不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另外,我们利率的走势实际上也与国际相反。因此我个人认为2022年可能还会降准,包括LPR利率可能还会继续下调,以稳住整个经济,克服三重压力。”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确定了来年经济政策的重点。2022年将在保持稳定和发展的标志下度过。当然,人们不应期望中国会像 2008 年危机期间那样全力启动货币刺激措施。不过精准缓解很有可能。
黄卫平专家强调,主要的刺激措施将针对中小企业。它们为城市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和60%以上的GDP增长。但不要指望完全自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资本的“红绿灯”。中国政府在理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资本混乱扩张威胁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风险。因此,对于企业的“大鲨鱼”、大企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监管沙盒”时代结束。现在是遵守成人规则的时候了,以使公司的活动符合实现共同福祉的总体和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