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时间里，中国并未阻碍本国互联网服务和数字技术领域巨头的发展。这些公司为数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国际层面获得竞争能力。阿里巴巴已成为世界电商领域的领头羊之一。其子公司蚂蚁集团与腾讯的微信服务，几乎平分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在此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发达的。中国科技集团将自己的生意在向宽处拓展，进入新的市场，比如基金、无人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等。
开始时，中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几乎不怎么管理，目的是使其有机会适应市场条件，任其发展新技术。这些公司，初期业务完全符合政策要求，其中包括提高金融和数字服务的宽容度。若干年前，中国明显感觉到金融工具不足，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产品。据世界银行资料，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是成年人中没有银行卡占比最大的国家。
无法获得贷款的人就更多了。对世界各国银行来说，传统上的商业贷款占银行收入的50%多。但中国银行倾向于给大公司房贷，而且主要是国企，因为其背后有国家做担保。相应地，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降到了最低。自然人贷款，走的是剩余原则，此类贷款不足银行贷款总额的25%。对中小企业来说，占比更是不到20%。
科技金融公司和互联网服务平台，有能力在几年中解决吸引广大群众进入银行、保险和贸易服务领域的问题。三年中，移动支付上升了5倍多。目前，城市居民中有80%的人倾向于非现金结算。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在线购买商品，使用食品递送服务，共享经济大步发展。换言之，中国几乎瞬间利用起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的最新世界成果。
问题在于，科技巨头已经成长为威胁到其它领域和小企业发展的程度。小饭店主抱怨道，网络服务平台推崇的食品递送价格竞争，已使他们面临亏损。外卖递送大军也过得很惨，他们的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对很多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个普遍问题。中国社会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所谓的996现象：垄断者们迫使自己的员工超时工作。电商平台上的小商小贩，更遇到人为限制。他们无法同时在不同平台上从事业务，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
事实上，针对阿里巴巴首笔28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正与科技巨头人为限制竞争有关。他们想把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给市场。现在，中国政府从最高层面指出，资本无序扩张、跨行业不受限制的发展，以及垄断问题，都绝不能轻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为此，要求修改反垄断法，一方面，是为了制定出有效措施，另一方面，不能扼杀商界的创新发展。他说：
“管理平台的公共品与管理党报、税收、军队等传统公共品还不太一样，传统的管理方式也不太适用于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因为在传统的反垄断监管下，当企业拥有市场约9%的份额时就需要进行拆分，这将削弱中国平台企业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所以如何结合传统反垄断法和新的经济形势，恐怕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升级模式，以适应数字技术发展条件下的新经济形态。新的立法和反垄断措施对于未来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影响，取决于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何。如果一味套用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方式，可能反而会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让优秀的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但是如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创新型管理模式，那么对于我国的数字发展自然是支持和利好。”
高度关注科技公司业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汇集起海量信息，其中包括用户的敏感资料。中国政府今年已经通过若干法律，保障信息资料的完整性。根据这些法律，数字也被看成是国家财富，是可与传统上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量齐观。因此，科技公司业务正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问题相交叉。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管理，使商界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井井有条。专家曹和平指出：
“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大爆发后，平台型企业也随之出现爆发性成长的现象。早些时候中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予以大力支持，使得企业成长速度较快，在国际间B2C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与以营利为主的车间制造经济不同，数字经济属于平台经济，平台发展越大，其公共品属性就越强。比如阿里平台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11.8亿，他所获得的每一份信息都具有公共品特征。而私营企业通常是不大会认真去经营公共品，尤其是关于公共品的安全问题。当企业赴美上市时，若美国要求企业提供消费者信息，就会出现类似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提供机密数据的情况。可想而知，把整个国家的信息放在平台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一个平台型企业发展壮大且拥有公共品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在效益性方面调整企业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公共品管理的重视程度。我认为此次出台反垄断法，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平台信息爆发式成长所带来负面情况的回应。也就是说，当平台型企业拥有了公共品内容时，该如何保障数据安全和居民安全。”
西方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力图严格控制商界。他们的讨论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认为中国正逐步放弃市场 经济，向国家管理迈进。
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在逐步缩小外国公司的投资准入清单，取消外资在各领域的占比限制，其中包括在金融和保险领域。当然，国家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
正如普京总统周四在“瓦尔代”辩论俱乐部上所宣布的，“资本主义现有模式，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结构基础，但这种模式已将自己耗尽。”中国力图呼吁商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样，新经济才不至于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背道而驰。有意思的是，中国远不是关注此问题的唯一国家。只是中国的行动速度更快些。甚至有些秉承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国家，同样在以相应方式管理平台经济。比如美国国会就脸书、亚马逊和其它世界科技巨头业务举行过多次听证会，这就是其中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