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仍面临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的压力，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因被认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以及似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受到美国制裁，但目前的中国500强名单看起来令人乐观。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已经连续六年位居榜首。虽然华为的手机业务受到美国禁止供应芯片和其他电子元件的影响，但该公司通过提供电信设备、云服务等弥补了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第五代中国通信市场为华为等中国电信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例如，截至今年7月中国已建成91.6万个5G基站，占全球该基础设施总量的70%。中国连接5G的消费设备数量已增至3.65亿台，占全球5G设备的80%。
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每一个十年都有新的增长。目前，正如中国工信部指出的那样，民营部门占预算总税收的50%，民营企业占GDP总量的60%。此外，近 80% 的城市工作岗位由民营部门创造。最后，报告承认大部分工业和技术创新来自民营公司。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所有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创新都由民营企业创造和推动。
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刁莉在接受卫星通讯社书面采访时表示，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新的风险。刁莉专家说：
一些西方媒体将中国在某些经济领域管理方面的改革描述为几乎回归到行政命令的经济体系。共同富裕的道路似乎可与上世纪中叶的均等化进程相提并论。这些媒体认为，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可能会导致对商业创新潜力的过度遏制。结果只有效率低下的国家支持的公司才能生存。
问题在于，许多中国公司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并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管。最终它们开始表现得像掠夺性垄断者。 “二选一”的做法在中国科技巨头中非常普遍。
正如刁莉专家指出的那样，对中国的商务活动进行监管不仅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而且应能改善国家的营商环境。刁莉专家说：
“现根据之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战后与二战后，西方主要的发展和全球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流动最后的发展往往出现高度的集中，即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上世纪的托拉斯、康采恩、寡头垄断到大危机的出现，就是资本集中的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当今现实世界不能任其这样轮回，国家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为社会化解矛盾。国家是企业的维护者，企业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民生民计更是社稷的灵魂，国家既要自身发展又要为社会为人民的生活化解各种主要的风险。国家出台的法律就是国家应对危机、维护利益、保证发展的最明显体现。国家作为守夜人，有捍卫人民利益、保证人民权益的义务。同时要在世界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时期时，捍卫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在国际中的地位。并坚持参加全球治理，参与国际社会的开放斗争与合作。世界上各国政府都不能对资本发展过程中日益出现的贫富分化做视不理，我们的决策者势必要应对这种剧烈的分化，因为社会贫富分化会形成更多的风险和冲突。目前推出的共同富裕便是由此而来。包括出台的反垄断，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而在一些民生的领域，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首先要保障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要保障不能完全的市场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表明，在危机情况下保留对主要经济参与者的控制杠杆非常重要。这样一来，由于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一方面可以将资源准确地集中在某个时刻最需要的地方。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迫使企业提高效率，不断增强创新潜力。武汉大学专家刁莉指出：未来10-15年应该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决策是否能选择大势所趋的赛道和适宜的经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