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言并指出，在政府债务用途上，中西方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政府的债务资金更多的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养老等福利性的支出，很难产生未来的收入。
“同时，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外债水平也比较好，这一债务结构也决定了中国政府有更大的政策空间。”他称。
他还谈到，需要清醒的看到，在全球化遭遇困难，考虑外部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也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要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周六表示，一旦通胀的预期得到确认，货币政策就要被迫逆向调整，成为经济复苏中潜在的风险挑战。若美联储政策边际调整，可能对中国的资本流入产生一定的逆向变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