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并未对私企做过多干涉。如今，中国先后涌现出了阿里巴巴、华为、滕讯等世界级大型民营企业，中国政府开始关心，如何保证这些企业的财政风险规避以及良性发展。改革开放初期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因此当时大量的中国私企都以粗放的模式经营，无视安全、生态及劳保规则，由此产生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竞争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民营企业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目前，80%以上的中国企业为民营企业。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来自于民营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出自国营企业，是当时的国民经济支柱。至2013年，国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下降到了11%，80%的工作岗位由民营企业提供。因此，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然而，实践证明，资本的无序发展将导致社会极化过大。即特定阶层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富，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边缘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为32.2（该系数值越大，贫富差距越大），而2010年则达到了43.7。中国的大都市，特别是沿海省份的大都市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而中西部的贫困乡村却始终贫穷落后。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始终依托于出口创汇。因此，中国的产销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央政府非常清楚，如果国家不做出调整，那么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将会愈演愈烈。
由此产生了对国库收入按地区进行分配的原则。为西部落后省份提供补贴。国家出台的边远地区移民计划也助力落后省份的发展。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卞永祖解释说：“转移支付是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方式之一，即从中央层面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支付力度，相当于将东部富裕省份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转移到贫困地区。比如西藏80%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若仅凭自己是无法实现脱贫目标的。
另外，我们还有扶贫搬迁措施。对于一些过于贫穷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地方政府会帮助他们搬迁到环境相对好一些的地方，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在扶贫过程中，我们还确定了对口帮扶政策。通过东部沿海城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实现一对一的保护支持和传授经验，尽快推动他们实现脱贫。”
卞永祖说：“中国认为脱贫的本质上与社会问题相关，而非简单的经济发展，比如当地的教育医疗等体系都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从中国精准扶贫“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可以看出，我们与其他国家还是不太一样。另外，我们还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不少国内有影响的民营或国营企业家都在积极地去扶贫，我认为这种方式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互帮互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脱贫方面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去实现。”
中国则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包括民营企业，来保证国家项目的实施。例如，2016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脱贫攻坚规划》，将电子商务、经济多元化和旅游业作为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手段。同年，阿里巴巴集团设立了2万多个农村淘宝网点。通过这些网点，农户们学习使用淘宝平台，建立自己的网店，从而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设点后的第一年，辽宁省80%的草莓产量就通过互联网售出。此后，又有别的电商加入，如京东。2017年，全国新增9百多万个农户网店，这提供了2千8百万个工作岗位。通过这种方式，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也得到了提高。根据中国商业部提供的数据，一年之后，全国网上销售额的17.3%来自于农村。
在过去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将脱贫、规避金融风险以及环境治理并列为“三大攻坚战”。与此同时，全面脱贫并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的百年大计。今年恰值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诞辰，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将中国称作贫困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对外称作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享受相应待遇）。
然而中国在过去的40年内成功使8亿多人口脱贫，这一事实，哪怕是官方数据，也足以令人震撼。更让人震惊的是，2020年是困难的一年，然而这一年刚结束，中国政府就宣布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而此时的世界各国还在与疫情做斗争，通过资金流动为经济打气，扶植遭受疫情打击的民众及企业。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抗疫、脱贫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政府的形象加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