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数字化程度和互联网普及程度而言，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例如，2019年中国有近9亿互联网用户，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11.4亿。相比之下：美国大约有2.8亿互联网用户。就活跃的互联网用户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而言，美国当然仍然领先于中国：85％对61％。但在中国，超过90％的用户是通过移动设备访问互联网，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80％。可见，中国互联网用户总体上的各种互联网服务的渗透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水平高于美国用户。
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有助于互联网服务快速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截至2019年中国已安装544万个4G基站，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总计1220亿GB，为世界之最。光纤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城乡地区，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的93％连接到光纤网络。这进一步促进了技术服务和创新服务的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在过去10年间，中国“新经济”每年平均增长16.1％。这是中国总体GDP增长速度的1.9倍。此外，科技行业的新就业岗位数量每年增长7.2％，比其他经济部门的平均新就业岗位创造速度快22倍。许多高科技公司已经从过去的10年中的初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的“独角兽”：这些公司的市值超过10亿美元。仅腾讯控股或阿里巴巴集团的价值就超过了三星、大众集团或英特尔。
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中国政府开始集中精力发展所谓的新基础设施，以刺激经济增长。自主创新和发展新基础设施已经写进中国为未来五年制定的新的发展计划。这都是关于数字化的乘数效应。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周念利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对新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将有助于发展一系列相关产业。
周念利教授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其中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而言是更为明显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基建’，比如5G网络、数据中心的构建等。5G被称为是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在5G相关基础设施的网络布局方面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包括一些新服务、新产品，都可以基于网络运作起来。与消费和贸易相比，这在经济增长当中所产生的效益是相对比较显著的。当然，这也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毕竟投资一直都是发挥着比较好的拉动作用。”
过去中国曾加大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应对危机后果。2008年为刺激经济发展，中央政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揽子财政援助方案，其规模相当于本国GDP的12.5％。资金主要用于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传统产业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一方面，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中也出现了不平衡现象：出现了机场和高速公路重建、鬼城以及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等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显然，有必要进行投资，以便为经济新部门的成熟创造机会。新基建恰好可以推动其发展。此外，传统产业也不会得不到支持。周念利专家强调，毕竟数字化还可以提高旧工业的效率。
她说：“我认为分为两方面：一是数字化本身可以产生一些新的服务和生产部门，等于说在 GDP的大蛋糕上又多出了一个增量；二是数字化的转型还可以为传统产业赋能，不仅提高产业的生产效率，还可以把仅有的存量部分做大。”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计算，在数字技术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产生20美元的GDP。 就效率而言，这是传统行业投资回报的6倍以上。 到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预计将达到2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4.3％。 中国将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2020年夏季批准的投资计划，到2025年中国将为数字技术和“新基础设施”投资1.4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