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芬兰就修法运进核武器交换意见，专家：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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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芬兰国防部长近日访问日本期间，两国防长就芬兰修改法律，转向允许运进核武器问题交换意见。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日本借外部案例探讨“无核三原则”，实为寻找外部案例作为借口试探红线。这已非个别言论，而是内阁高官连续释放的政策信号。一旦日本在“运进核武器”上突破，将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国际社会应持续监督，防止“核冒险”带来灾难。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6日在防卫省与到访的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芬兰修改法律、转向允许运进核武器的政策交换了意见。当天早些时候，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也与海凯宁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允许防卫装备进口的相关协定。由此，日芬两国在防务装备合作与核政策领域同时释放出了明显信号。
陈洋表示：“芬兰属于欧洲国家，基于自身北约成员国身份考量推动相关立法，属于地区国家安全政策调整。但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全球唯一遭受核轰炸的国家，本应当坚守反核立场，如今主动对标这类政策开展外交研讨，本质上是在寻找外部案例作为借口，为本国松动、突破‘无核三原则’寻找所谓国际参照，试探国际与国内舆论红线。”
日本“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1967年由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在国会提出，1971年获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此后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2022年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也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
然而，近期日本政坛正在密集试探调整这一政策。10月1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称，“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自今年7月以来，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主张“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相关表态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核政策发生颠覆性转向的担忧。
在此背景下，陈洋指出：“‘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日本战后重要的政治承诺。如今日本首相称该原则表述尚有探讨空间，防卫大臣鼓吹无禁忌讨论核政策，已经不再是学界民间的个别言论，而是内阁高官连续释放的政策信号，日本国内不少民众、在野党对此充满忧虑，担心国家核安全政策发生颠覆性转向。一旦日本在‘运进核武器’口子上实现突破，无论是走向核共享，还是进一步谋求自身核武装，都会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搅动东亚战略格局，加剧地区核军备风险，损害整个亚太的和平稳定。”
芬兰修法为日本寻找所谓“国际参照”提供了现实案例。芬兰议会于2026年6月17日批准《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及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修正案自7月1日起生效。
日本国内同样存在明确反对声音。广岛、长崎两市议会已通过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也发表声明，强调“核爆受害者不能容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
在此基础上，陈洋进一步从三个层面作出分析：
核问题具有高度敏感性。 日本应充分考虑广岛、长崎核爆受害者的历史记忆和社会反响，慎重对待任何可能削弱无核承诺的政策调整。
运进核武器的风险具有外溢性。 这一政策即使不涉及日本自主拥核，也可能影响地区国家的战略判断，加剧安全困境，增加误判和军备竞争风险。
日本须履行国际义务。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日本应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推动核裁军与核不扩散，而不是只强调核威慑的军事价值。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中国外交部此前明确表示，日本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不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 因此，日本能否把“不运进”的例外安排解释为单纯的法律措辞调整，国际社会不会仅听其政策表述，还将观察后续是否出现美国核力量进入日本、日本参与核共享安排以及核动力潜艇合作等实质性行动。
陈洋总结道：“日本核武器议题升温，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日本是否修改某一项原则，更是其安全政策将如何在威慑与克制、同盟合作与自主判断、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只有坚持透明决策、加强地区对话并避免核武器问题政治化、军事化，才能减少战略猜疑，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应当持续监督日本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敦促日本切实坚守无核承诺，恪守历史教训，防止核冒险给东亚乃至世界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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