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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降雨考验防灾体系：在实践中完善中国特色灾害治理机制

极端降雨考验防灾体系：在实践中完善中国特色灾害治理机制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 2026年9月28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026-09-28T11:4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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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期，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对此，孔锋表示，中国已经构建起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核心，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中国特色自然灾害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体系。面对南方大范围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及衍生洪涝、地质灾害，本次中央紧急拨付救灾资金支援多省抢险救灾的实践，集中体现出这套机制鲜明的运行特征：第一，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实行属地为主、分级响应的权责架构。中国灾害应急管理实行分级分类响应机制，灾害发生后，事发地地方党委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前线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当灾害超出地方处置能力时，向上一级请求支援，由更高层级统筹资源。本次南方多省同步遭遇暴雨洪涝与地质灾害，四川、海南、浙江、福建四省各自开展属地抢险，中央层面统筹调度，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快速下达中央救灾资金，体现了属地首责、上下联动的权责逻辑。重大灾害处置坚持党政同责，压实地方党政领导责任，把人员避险转移、群众安置作为首要任务，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所有处置工作的首位，形成从顶层部署到基层落地的指挥链条。第二，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灾害协同处置机制。自然灾害具有链式、衍生性特征，强降雨会同步引发江河洪水、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复合型灾害，单一部门难以独立处置。应急管理部门承担综合统筹、抢险救援、救灾保障职能，水利、自然资源、气象、住建、财政、交通、卫健等部门各司其职。气象部门开展降雨监测预警，自然资源部门盯防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利部门调度水库、堤防，财政部门保障救灾资金快速拨付。本次应急管理部联合财政部紧急拨付救灾资金，实现应急处置与资金保障同步推进，打通抢险救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过渡期救助、倒损房屋修复等全链条保障。部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值守机制，针对极端持续性降雨开展滚动会商，实现风险预警信息向地方、乡镇、村组快速传导，推动预警和响应联动。第三，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结合，风险关口前移，突出源头防控。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已经从传统的“灾后救灾”转向风险治理前置，构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提前转移的前端防控体系。在持续性降雨来临前，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发布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基层对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风险防控。在汛期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治、预案演练、物资储备，构建“监测-研判-预警-转移”闭环。同时，救灾保障前置布局，中央、省、市、县四级储备救灾物资，一旦灾害发生，可快速调运帐篷、棉被、生活物资，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第四，中央兜底支持，财政资金快速直达，强化灾后民生保障。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制度是国家灾害保障体系的关键抓手。当地方遭受重特大自然灾害，地方财力不足以支撑应急处置时，中央财政快速拨付救灾资金，资金定向用于应急抢险、排危除险、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民房修复等民生事项。资金拨付体现快速性、靶向性，简化拨付流程，保障资金快速落地到灾区，优先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助力灾区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坚持社会动员与政府主导相结合，重大灾害中统筹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工程救援力量、基层群防群治队伍，社会组织、志愿者补充参与安置服务，形成政府为主、社会力量补充的多元救援格局。第五，依法依规开展灾害治理，以法治框架规范全流程应急行为。《突发事件应对法》《防洪法》《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灾害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救援、救灾资金管理、灾后恢复重建各环节权责。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到救灾资金使用、倒损房屋核查，全部在法治框架内开展，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受灾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灾害应对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孔锋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雨频发、灾害链复合化、风险叠加的新特征，中国在风险研判、基层执行、预警落地、资金保障、灾后治理等环节，依然存在结构性短板，需要进一步优化改善。一是复合型灾害链式风险研判能力不足，跨灾种耦合风险预判存在局限。当前监测预警体系分属不同部门，气象、水文、地质监测数据存在壁垒，对于持续性强降雨诱发“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连锁灾害的耦合风险，中长期、精细化链式风险预判能力不足。现有预警多以单一灾种发布为主，对多灾种叠加的风险传导路径预判不够，风险研判多停留在短期天气预判，对持续性降雨累积效应、土壤含水量饱和后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不够精准，容易出现降雨结束但地质灾害风险仍持续高位的研判盲区。同时，区域协同风险研判不足，跨流域、跨行政区的风险联动研判机制不够成熟，上下游、邻域之间风险信息互通不充分。二是基层末端预警“最后一公里”转化不足，预警信息到人的落地效能存在短板。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已经覆盖短信、广播、新媒体，但预警信息转化为人员主动避险行动的效果参差不齐。部分山区、偏远乡村老年人口多，对预警信号含义理解不足，存在侥幸心理，收到预警但不愿转移。部分基层预警发布模式同质化，缺少分级、分人群、分风险点的精准靶向预警；预警和响应联动机制在部分乡镇存在脱节，“预警发出不等于转移启动”。基层防灾人员力量薄弱，村社灾害信息员待遇低、流动性大，缺少常态化专业培训，面对极端持续性降雨，对隐患点动态变化识别能力有限，依靠人工巡查难以全覆盖，夜间、偏远隐患点监测存在空白。三是应急资源统筹调配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升，救援力量与物资供需匹配存在结构性矛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规模持续增长，但在大范围多点并发灾害场景下，力量调度的动态评估、前置布防、跨区域机动调配仍有短板。本次南方多省同步受灾，多地同时需要抢险队伍、排涝设备、地质灾害排危专业力量，容易出现力量分散、局部资源紧张问题。救灾物资储备布局不均衡，偏远山区物资前置储备不足；物资储备品类偏向传统帐篷、棉被，针对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特种装备储备不足。物资调拨流程、供需动态台账不够精细化，存在部分区域物资积压、另一些区域物资短缺的错配现象。四是救灾资金使用与灾损核查环节存在滞后性，过渡期救助与倒损房修复压力集中。中央救灾资金拨付速度已经大幅提升，但灾损核查需要实地核验房屋损毁、受灾人口，灾损统计存在滞后，一定程度影响资金落地使用效率。基层灾损核查人员不足，灾损认定标准在部分场景存在执行差异。过渡期救助、倒损民房修复工作受土地、规划、地质安全评估等多重约束，地质灾害高风险区房屋重建选址难度大。资金使用监管、绩效评估多偏事后评估，灾中动态绩效监测不足。同时，城乡灾害保障不均衡，农村自建房抗灾能力弱，地质灾害区群众住房保障长期压力较大。五是风险治理社会参与体系尚不健全，社会力量融入应急体系存在壁垒。当前灾害应对仍然高度依赖政府行政力量，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属于补充角色，事前纳入预案、统一调度的机制不完善。社会救援力量资质认定、任务分配、安全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灾害发生后，民间救援队伍自发赶赴灾区，容易出现多头奔赴、任务重叠、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公众防灾素养整体不均衡，城市居民、山区群众风险认知水平差异大，面对极端持续性降雨，风险自救、互救能力不足。灾害保险覆盖面有限，农业保险、农村住房保险保障额度偏低，保险在风险转移、灾后损失补偿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灾后损失仍高度依靠财政救灾资金兜底。六是灾后风险复盘和学习转化机制不够常态化。部分地区灾害复盘偏向事件总结，对深层次风险根源、预案漏洞、基层短板的系统性复盘不足，同类隐患反复出现。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存在短板，部分老旧堤防、山洪沟治理、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历史欠账较多，在极端降雨冲击下工程设防标准面临考验。可以说，中国灾害治理体系优势与短板并存，而这恰恰印证了它正处于动态完善、持续升级的过程。既要立足当下高效处置各类灾害险情，更要着眼长远，补齐系统性短板，不断提升自然灾害治理现代化水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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