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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美推进气候对话缓和双边关系
专家：中美推进气候对话缓和双边关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9月4日至6日，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刘颜俊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美气候外交在当前两国关系中发挥着多重作用，是两国促进合作、弥合分歧、深入对话、践行大国责任、共塑世界发展的重要领域。 2024年9月10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024-09-10T09:1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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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生态环境部消息，此次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与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双方继续就解决气候危机进行讨论，包括实施各自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准备各自2035年NDC。此次访问是波德斯塔继今年早些时候接替克里担任美国气候问题最高外交官后首次访华。波德斯塔在会后表示，中美两国虽然在气候融资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以造福我们的人民并改善我们的气候”。中美气候外交是维持双边关系中的“缓和”领域202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成功会晤，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是会晤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积极落实《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正式启动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刘颜俊分析说，尽管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方面存在一些分歧，气候外交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对话与合作的渠道。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是落实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对于中美气候外交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发挥着的作用，刘颜俊提到三点：第一，气候变化是中美对话和合作的稳定领域之一。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超越了国家间的政治分歧与短期利益，关系到世界人民的生存与福祉。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气候议题依然能够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通过本次“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中美展示了双方在气候议题上保持建设性沟通、相向而行的意愿。第二，中美气候外交是两国全球领导力与责任的展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碳排放国，中美的气候外交不仅影响两国关系，也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两国在展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和承诺的同时，也在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领导力。中方一直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就应对气候变化同美国在内的其他各国加强合作。中方一直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并期待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减排行动力度上作出表率，并带头兑现气候资金出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充足的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会见波德斯塔。王毅表示，气变对话合作既是中美关系的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双方气变团队密切沟通，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希望美方保持政策稳定性，切实尊重中方合理关切，避免保护主义和泛安全化，同中方共同努力，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特朗普若当选，或造成中美气候外交停滞或倒退有媒体指出，此次或将是两国气候特使之间在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会谈。刘颜俊指出，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气候议题上两党立场分歧显著的情况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其任内退出了《巴黎协定》，并公开否认气候变化的威胁，因此如果特朗普当选，可能对中美气候合作带来不利影响。“气候融资和国际合作也会面临挑战。在气候融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显著减少对全球气候基金等国际机构的支持，而这些资金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资源。如果美国政府再次削减相关资金支持，中美合作在气候融资领域可能难以继续推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气候资金的需求急迫，气候融资问题上的僵局将加剧国际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刘颜俊提到。刘颜俊还称，恐会引发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气候行动的负面影响。美国气候政策在不同党派总统的任期内容易出现波动，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美合作，还对全球气候行动构成威胁。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的气候政策在不同政府之间不断反复，可能削弱全球其他国家对气候行动的信心，降低各国集体应对气候危机的效率。哈里斯若当选，将深化中美气候领域对话和协作在专家看来，如果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最终赢得大选，可能会延续、深化当前中美两国积极的气候合作。哈里斯一直支持强有力的气候政策，她曾参与推动了《巴黎协定》的重返和“清洁能源计划”等核心气候政策。她大概率会延续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将气候变化继续列为国家和外交事务的优先议题。对于中美气候合作，这意味着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和协作可以维持，并且有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刘颜俊表示，哈里斯倾向于通过多边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她可能会积极寻求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双边合作（如与中国的气候工作组会议）来推动全球气候议程。这意味着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中美有可能继续保持密切的对话和合作。刘颜俊认为，相较于特朗普的气候否定立场，哈里斯的当选将意味着美国气候政策的稳定性增强，减少因选举变化带来的政策大幅波动。这有助于增强全球对美国继续参与气候行动的信心，也为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更为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将于11月11日至2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议上重申将在COP29期间与主席国阿塞拜疆共同举办“甲烷及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双方也讨论了有兴趣鼓励各方参加峰会，并一起视情展示政策、行动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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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美推进气候对话缓和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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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至6日，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刘颜俊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美气候外交在当前两国关系中发挥着多重作用，是两国促进合作、弥合分歧、深入对话、践行大国责任、共塑世界发展的重要领域。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消息，此次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与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双方继续就解决气候危机进行讨论，包括实施各自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准备各自2035年NDC。
此次访问是波德斯塔继今年早些时候接替克里担任美国气候问题最高外交官后首次访华。波德斯塔在会后表示，中美两国虽然在气候融资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合作的领域，以造福我们的人民并改善我们的气候”。
202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成功会晤，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是会晤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积极落实《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正式启动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刘颜俊分析说，尽管
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方面存在一些分歧，气候外交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对话与合作的渠道。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是落实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中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对于中美气候外交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发挥着的作用，刘颜俊提到三点：第一，气候变化是中美对话和合作的稳定领域之一。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超越了国家间的政治分歧与短期利益，关系到世界人民的生存与福祉。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气候议题依然能够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通过本次“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中美展示了双方在气候议题上保持建设性沟通、相向而行的意愿。
第二，中美气候外交是两国全球领导力与责任的展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碳排放国，中美的气候外交不仅影响两国关系，也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两国在展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和承诺的同时，也在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领导力。中方一直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就应对气候变化同美国在内的其他各国加强合作。中方一直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并期待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减排行动力度上作出表率，并带头兑现气候资金出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充足的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第三，中美气候外交是维持双边关系中的“缓和”领域。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关系中，气候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缓和器”。即使在气候融资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本周的会谈仍展示了双方在缩小这些分歧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为中美关系在其他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上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范例，减少了摩擦升级的可能性。
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会见波德斯塔。王毅表示，气变对话合作既是中美关系的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双方气变团队密切沟通，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希望美方保持政策稳定性，切实尊重中方合理关切，避免保护主义和泛安全化，同中方共同努力，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有媒体指出，此次或将是两国气候特使之间在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会谈。刘颜俊指出，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气候议题上两党立场分歧显著的情况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其任内退出了《巴黎协定》，并公开否认气候变化的威胁，因此如果特朗普当选，可能对中美气候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专家指出，特朗普若当选恐会造成中美气候外交的停滞或倒退。他可能再度削减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承诺和参与，甚至可能阻碍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他的气候变化立场与中国的气候承诺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气候外交成为两国关系的另一个分歧点。这将削弱当前的合作进展，并可能使得双边在这一领域的对话以及取得的现有成果陷入停滞。
“气候融资和国际合作也会面临挑战。在气候融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显著减少对全球气候基金等国际机构的支持，而这些资金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资源。如果美国政府再次削减相关资金支持，中美合作在气候融资领域可能难以继续推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气候资金的需求急迫，气候融资问题上的僵局将加剧国际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刘颜俊提到。
刘颜俊还称，恐会引发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气候行动的负面影响。美国气候政策在不同党派总统的任期内容易出现波动，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中美合作，还对全球气候行动构成威胁。长期来看，如果美国的气候政策在不同政府之间不断反复，可能削弱全球其他国家对气候行动的信心，降低各国集体应对气候危机的效率。
在专家看来，如果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最终赢得大选，可能会延续、深化当前中美两国积极的气候合作。哈里斯一直支持强有力的气候政策，她曾参与推动了《巴黎协定》的重返和“清洁能源计划”等核心气候政策。她大概率会延续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将气候变化继续列为国家和外交事务的优先议题。对于中美气候合作，这意味着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和协作可以维持，并且有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刘颜俊表示，
哈里斯倾向于通过多边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她可能会积极寻求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双边合作（如与中国的气候工作组会议）来推动全球气候议程。这意味着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中美有可能继续保持密切的对话和合作。
“在气候融资问题上，哈里斯可能会保持对全球气候基金等国际支持项目的承诺，并可能寻求与中国在气候融资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她有望推动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碳减排和气候适应等方面的合作，增强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专家说。
刘颜俊认为，相较于特朗普的气候否定立场，哈里斯的当选将意味着美国气候政策的稳定性增强，减少因选举变化带来的政策大幅波动。这有助于增强全球对美国继续参与气候行动的信心，也为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更为可预见的政策环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将于11月11日至22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议上重申将在COP29期间与主席国阿塞拜疆共同举办“甲烷及其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双方也讨论了有兴趣鼓励各方参加峰会，并一起视情展示政策、行动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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