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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韩国生育率再创新低，中国出台支持人口增长措施
东亚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韩国生育率再创新低，中国出台支持人口增长措施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生育率下降已成为亚洲许多国家的共同问题。韩国今年的出生率再次创下历史新低，日本人口继续大幅下降，而中国正针对即将到来的人口下降出台支持措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此采访了一些专家并调查了年轻一代，以了解这种下降的原因，评估解决问题的方法。 2022年12月21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022-12-21T22:0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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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世纪末，中日韩人口可能不仅“老龄化”，还会下降40-50%韩国今年生育率再次打破全球最低纪录。11月统计的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降至0.79，而人口简单再生产并保持稳定水平要求的系数为 2.1。2020年韩国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今年9月韩国统计厅做出预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减少50%以上，达到1953年的水平，即仅比2000万人多一点。而在本十年中，当最后一批婴儿潮一代（4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退休时，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 33 万。根据 2021 年 11 月的数据统计，16.8%的人口由65岁以上的人组成。到2025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加到20%，而且还会继续增加。自 2010 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经历持续的自然人口下降。2022年初比前一年减少61.9万。 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人口可能从1.26亿降到7400万，而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38.7%。 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到 2030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比 2006 年减少 1000 万，为 5600 万。中国也正处于人口下降的边缘。《环球时报》援引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从14亿下降到13亿，到本世纪末下降到8亿。到 2020 年代末，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超过0-14 岁儿童的数量，并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还将继续增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李长安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会对该地区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李长安教授说：进步是高出生率的隐形敌人中国、日本和韩国在 20 世纪都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危机及其明显后果的意识是在即便取消限制后出生率仍然持续下降时表现出来的。然而，目前的趋势难以迅速克服。从各项统计数字和预测来看，东亚地区的人口状况几近危急，不过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典型问题。正如俄罗斯人口学家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解释说：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尽管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专家说：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认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而背离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下降，以及个人主义和消费者种族增长等。他接着说：这一切也适用于东亚地区。然而其中一些问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比在一些西方国家更为突出。在李长安教授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共同的异常快速的经济发展。李长安专家说：这些国家的青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不能不影响到青年社会问题的增长。生活期望过高、父母的压力、市场竞争的激烈等等，所有这些往往会导致生活失衡。这在一些年轻人中会导致社会适应问题，对社会种族的排斥。 由于年轻人社交技能的下降、自我实现、性活动的减少，报刊等各种媒体和社会学研究中充斥着新的术语：家里蹲，无性症候群，尼特族（也称啃老族，是指不安排就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的年轻人），躺平等等。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说：同时，正如李长安教授指出的那样，东亚社会对家庭和婚姻的文化态度相似，这也无助于高出生率。他说：没钱没时间：年轻人想生育吗？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准父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父母双方通常都有自己事业的情况下，很难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中国90后充分感受到了专家口中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他们往往是家庭中的独生子，他们觉得有义务不辜负投资于他们的养育和教育的父母的期望，并对自己未来职业和生活水平抱有很高的期望。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但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着更多的竞争，生活节奏加快，大城市房价和物价上涨过快，吞没了他们的收入。 90后代表周女士说：另一位受访者吴女士认为，这种情况将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并退出竞争。她说：吴女士补充道，不过许多人没有放弃建立有孩子的家庭的计划。她接着说：如何应对低生育率的挑战，目前还没有通用的答案《中国日报》8月报道称，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制导意见》。其中包括税收、保险、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的支持措施，并鼓励地方政府扩大婴儿护理服务和创造相应家庭的工作岗位。 李长安教授认为，通过提供这种支持，政府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李长安专家说：日本和韩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应对人口增长，也较早面临老龄化问题，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就已经推行这些政策。在日本，政府把减轻抚养孩子负担写入了五年“天使计划”（1994、1999）和“加一”政策中。 旨在改变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的企业文化，增加幼儿园的有效性并增加休陪产假的男性人数。目前日本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来支持有中学及以下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特别是每月为每个孩子提供高达 15000 日元的补贴。一些提高出生率的措施不免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例如，2020 年日本政府宣布计划资助利用人工智能为人们寻找最佳伴侣的项目。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在过去 16 年韩国已花费超过 2000 亿美元来支持生育率。政府有增加此类援助的计划：其中包括，政府打算将 1 岁以下儿童的每月津贴增加到 100 万韩元。但是，受北欧国家人口政策的启发，政府仍然没有能够应对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工作至上的范式。结果，迄今为止巨额资金注入并未取得任何成功，形势还在继续恶化。不能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都能给我们一个通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李长安专家解释说：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和韩国正准备利用老一代的资源。预期寿命的延长对这些国家提出了一项挑战，即如何让老年人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然而，老一辈本身并不急于成为闲人。 根据中国招聘平台51job.com 十月份的一项调查，在 1368 名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有 2/3 的人希望在退休后重返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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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韩国生育率再创新低，中国出台支持人口增长措施
2022年12月21日, 22:09 (更新: 2022年12月23日, 17:21) 评论
生育率下降已成为亚洲许多国家的共同问题。韩国今年的出生率再次创下历史新低，日本人口继续大幅下降，而中国正针对即将到来的人口下降出台支持措施。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此采访了一些专家并调查了年轻一代，以了解这种下降的原因，评估解决问题的方法。
到本世纪末，中日韩人口可能不仅“老龄化”，还会下降40-50%
韩国今年生育率再次打破全球最低纪录。11月统计的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降至0.79，而人口简单再生产并保持稳定水平要求的系数为 2.1。2020年韩国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今年9月韩国统计厅做出预测，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减少50%以上，达到1953年的水平，即仅比2000万人多一点。而在本十年中，当最后一批婴儿潮一代（4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退休时，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 33 万。根据 2021 年 11 月的数据统计，16.8%的人口由65岁以上的人组成。到2025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增加到20%，而且还会继续增加。
自 2010 年以来日本一直在经历持续的自然人口下降。2022年初比前一年减少61.9万。 据
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人口可能从1.26亿降到7400万，而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38.7%。 日本厚生劳动省预测，到 2030 年劳动年龄人口将比 2006 年减少 1000 万，为 5600 万。
中国也正处于人口下降的边缘。《环球时报》援引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话报道称，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从14亿下降到13亿，到本世纪末下降到8亿。到 2020 年代末，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超过0-14 岁儿童的数量，并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还将继续增长。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李长安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会对该地区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李长安教授说：
“最重要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总需求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它的需求会有比较明显的缩减。对很多的大宗商品，比如说住房等等的需求减少的趋势会更加明显。二是对供给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会使得社会的供给出现一定的缺口。无论是数量也好，还是质量也好，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阶段，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造成抚养比的快速上升，造成全社会的人口负担加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抑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它带来的风险还是比较明显的。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往往是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最近这十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不断放缓跟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存在着比较强的相关性。”
中国、日本和韩国在 20 世纪都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危机及其明显后果的意识是在即便取消限制后出生率仍然持续下降时表现出来的。然而，目前的趋势难以迅速克服。从各项统计数字和预测来看，东亚地区的人口状况几近危急，不过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典型问题。
正如俄罗斯人口学家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解释说：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死亡率的下降，尽管这听起来似乎很矛盾。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专家说：
“全球生育率下降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具有社会生物学特点。事实上，传统上所有社会都致力于降低儿童死亡率。 儿童死亡率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笼罩着所有社会。生育很多孩子是一项任务，这样至少有人能活下来。当儿童死亡率开始下降时，大约两代人之后出生率就会急剧下降。人们清楚，为了留下两个可以更替他们的后代，没有必要，比如说，去生八个孩子。没有什么威胁到他们，药物可以治疗疾病，也饿不着。两孩家庭正在成为很多人内心的一种常态。 然而，预期很少与现实相符。我们很清楚，视情况而定，一个人可能会比提前计划的生育更多的孩子，但通常会生得更少。”
弗拉基米尔·季马科夫认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而背离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下降，以及个人主义和消费者种族增长等。他接着说：
“以前，孩子是有人在你年老时养活你的保证，许多农业社会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现在孩子更多的是物质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年轻人正在成为现代文化唯物主义理性的人质。”
这一切也适用于东亚地区。然而其中一些问题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比在一些西方国家更为突出。在李长安教授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的共同的异常快速的经济发展。李长安专家说：
“中日韩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韩国稍微早一点，大概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经济起飞，中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经济飞速发展。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中日韩经济快速发展的时间都不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对于年轻人来讲造成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年轻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挣更多的钱，能够为家庭创造更好的条件。”
这些国家的青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不能不影响到青年社会问题的增长。生活期望过高、父母的压力、市场竞争的激烈等等，所有这些往往会导致生活失衡。这在一些年轻人中会导致社会适应问题，对社会种族的排斥。 由于年轻人社交技能的下降、自我实现、性活动的减少，报刊等各种媒体和社会学研究中充斥着新的术语：家里蹲，无性症候群，尼特族（也称啃老族，是指不安排就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的年轻人），躺平等等。
“在日本，孤独感问题急剧上升。有很大比例的人在 30 岁之前根本没有性交。我相信可以看到类似的社会现象，例如，在新加坡和韩国，即对于那些高度城市化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可比水平的技术渗透的国家。”
同时，正如李长安教授指出的那样，东亚社会对家庭和婚姻的文化态度相似，这也无助于高出生率。他说：
“中日韩都是东亚文化，属于儒家文化圈。一般来讲，在婚姻跟生育的观念方面比较保守，跟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中日韩国家，婚前生育等现象就极少出现。”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准父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在父母双方通常都有自己事业的情况下，很难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中国90后充分感受到了专家口中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他们往往是家庭中的独生子，他们觉得有义务不辜负投资于他们的养育和教育的父母的期望，并对自己未来职业和生活水平抱有很高的期望。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但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着更多的竞争，生活节奏加快，大城市房价和物价上涨过快，吞没了他们的收入。 90后代表周女士说：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的‘社交恐惧症’、‘独居’、‘躺平’的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年轻人真的想要这样，而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而不得不这样。
“比如，社交恐惧症，从表面来看，的确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有较高的自我意识，不愿意‘随大流’，可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忙于工作、赚钱，压力太大，根本没有时间跟精力发展兴趣爱好，朋友之间也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
另一位受访者吴女士认为，这种情况将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并退出竞争。她说：
“我虽然不是丁克一族，但是目前我个人确实没有太强烈的生育欲望，而且我身边的80后、90后朋友已经生育一胎的也不多，二孩家庭更是寥寥无几。我认为，一方面高昂的房价、巨大的养育成本以及双职工父母空闲时间太少等外部因素影响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另一方面，在富足家庭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更加关注自我，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吴女士补充道，不过许多人没有放弃建立有孩子的家庭的计划。她接着说：
“虽然年轻人的生育欲望越来越低，但是不可否认依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愿意生育，叠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实际上生育人群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中国日报》8月报道称，中国政府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制导意见》。其中包括税收、保险、教育和住房等领域的支持措施，并鼓励地方政府扩大婴儿护理服务和创造相应家庭的工作岗位。 李长安教授认为，通过提供这种支持，政府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李长安专家说：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方面，中国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无论是在宣传方面，还是在政策的制定方面，甚至有不少的地方政府号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的人员率先多生二胎、多生三胎，起到示范作用，也充分体现了政府主导的特色。
“另外，在各地探索经验方面也是多样化的。包括延长产假、对生育女性进行补贴、奖励，还有一些地方探索男性的生育假期来陪伴女性等等，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中国目前的政策体系刚刚起步，尚处于探索阶段。也就是说，日韩相比中国走的更前面一些，给的物质奖励更多。”
日本和韩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应对人口增长，也较早面临老龄化问题，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就已经推行这些政策。在
日本，政府把减轻抚养孩子负担写入了五年“天使计划”（1994、1999）和“加一”政策中。 旨在改变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的企业文化，增加幼儿园的有效性并增加休陪产假的男性人数。目前日本还制定了各种计划来支持有中学及以下子女的低收入家庭，特别是每月为每个孩子提供高达 15000 日元的
补贴。一些提高出生率的措施不免给人一种绝望的感觉：例如，2020 年日本政府宣布计划资助利用人工智能为人们寻找最佳伴侣的项目。
韩国总统尹锡悦
表示，在过去 16 年韩国已花费超过 2000 亿美元来支持生育率。政府有增加此类援助的计划：其中包括，政府打算将 1 岁以下儿童的每月
津贴增加到 100 万韩元。但是，受北欧国家人口政策的启发，政府仍然没有能够应对社会结构性问题和工作至上的范式。结果，迄今为止巨额资金注入并未取得任何成功，形势还在继续恶化。
不能说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都能给我们一个通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李长安专家解释说：
“准确地来讲，全世界都没有探索出特别成功的提高生育率的办法值得学习。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处理人口下降问题，靠的是移民。而东亚国家普遍接收移民不多。”
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和韩国正准备利用老一代的资源。预期寿命的延长对这些国家提出了一项挑战，即如何让老年人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然而，老一辈本身并不急于成为闲人。 根据中国招聘平台51job.com 十月份的一项调查，在 1368 名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有 2/3 的人希望在退休后重返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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