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团队的一名成员在本月初访印期间称出现与“哈瓦那综合征”相符的症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他被迫就医。这一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觉。
美国外交官的神秘疾病
听到嗡嗡声、刺耳的尖叫声、金属磨擦声，感到脉动压力，头痛和不断的喃喃自语只是那些受到“哈瓦那综合征”影响的人突然经历的一些症状。此类疾病正在扰乱美国各机构的运行。
古巴哈瓦那，2015 年。
201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古巴与美国在结束数十年敌对后恢复了外交关系。但还没过两年，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就几乎完全关闭。
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几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中情局雇员，但由于他们与秘密工作有关，因此事件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很快关于神秘疾病的传闻再也瞒不住了，当时共有26名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报告了各种症状。
起初有人推测是古巴当局或其中对美国态度激进的团体在捣鬼。然而，当该综合征在许多其他国家出现时，这一理论就失去了意义。
2017年10月12日，美联社发布了一段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人员疑似“遇袭”的录音。他们中的几人证实，录音中的声音与他们在使馆听到的声音相似。
早在去年 12 月，医生就发现受影响的美国外交官的大脑工作异常。
据西方媒体报道，五年后，哈瓦那综合征在各大洲的病例数达到数百例。
冷战的回声
这种神秘现象不仅成为阴谋论者的沃土，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真正挑战。有些人认为“哈瓦那综合征”是一种类似传染的群体性精神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受到秘密武器的影响。
近年来盛行一种理论，那就是微波效应。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19位权威专家得出了这一结论。
微波听觉效应或弗雷效应早在1961年就由美国神经学家艾伦·弗雷进行过描述，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当微波雷达开始用于防空系统时，军方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长时间靠近工作雷达的人也会出现“幻听”。
20世纪70年代，当时还很年轻的林教授在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验本质如下：他坐在使用吸音材料的房间里的一把木椅上，一根天线指向他的后脑勺。一位同事以随机间隔发送微波束。单脉冲听起来像响指，一系列定向辐射像鸟鸣。声音来源于头部，与外部噪音无关。
林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大脑软组织吸收了微波的能量，反过来会在颅骨中产生压力波，人们将其感知为声音。
由于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忧虑，林教授不顾冷战期间的紧张局势，利用勃列日涅夫“缓和”时期前往苏联。林教授在莫斯科附近普希诺镇的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了苏联在这一领域的实验。与林教授不同，该所工作人员认为微波与人类神经系统相互作用。
美国国务院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时任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死归咎于苏联。1975 年，斯托塞尔开始感到不适，其中一个症状是眼出血。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说法，斯托塞尔受到了辐射。1986年，当66岁的斯托塞尔去世时，人们知道他的真正死因是白血病。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微波武器的兴趣也未减弱。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空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开发三个秘密项目。在“你好”项目中，他们试图用微波辐射引起头痛。“再见”项目旨在遏制人群。而“晚安”项目干脆用来杀人。然而，从《自然》杂志当年发表的资料来看，没有一个项目取得了成功。
噪音没有消失吗？
自2017年以来，类似哈瓦那综合征的病例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然而，奇怪的是，美国当局从不急于指责，对一半的病例根本不承认。
抵达莫斯科与俄罗斯同行会面的美国中情局高级官员马克·波利梅洛普洛斯称恶心和头痛。然而，中情局医疗服务部门并未发现症状吻合，拒绝承认与“哈瓦那综合征”相似。2019年，波利梅洛普洛斯递交了辞呈。
2018年初，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几位人士报告了类似的综合征。在中国，美国外交官约出现9例此类病例，但美国国务院只承认其中一例症状与哈瓦那综合征吻合。
《纽约时报》指出，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避免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公开讨论。
拜登政府对新的“情报狂热”尤为重视。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甚至向雇员发布建议。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外交官及其家属可在发生“无法解释的健康事件”时进行求助。
哈瓦那综合征的主要威力在于它的“神秘”和“未经证实”。尽管这种事情很严重，但没有一位科学家能对这种综合征给出明确的解释。
回想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当人们一出现类似症状就涌向医院时，很容易推测恐惧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们已成为微波武器的受害者。心身疾病只会使他们的病情恶化，证实错误的猜测。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加拿大驻哈瓦那的外交官在2016年报告了类似的症状，他们的大使馆位于美国大使馆旁边。或者他们还是受到了辐射波及？
CNN指出，美国情报部门预计将在年底前完成对哈瓦那综合征出现原因的调查。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32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