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通讯社：安德烈·弗拉基米尔洛维奇，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您怎么看，世界称“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奥斯托洛夫斯基：没什么特别的秘密。不急不慌，按深思熟虑的计划逐步向前，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则，由此取得期待的结果。中国改革，是中国人民数千年经验的总结。再加上，中国领导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仔细研究了苏联行政指令性体系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计划混合经济的运行经验。
中国研究他人经验后，决定走自己的道路。“天朝”从计划走向市场是渐进式的，是在国家监控和中共直接参与下进行的。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选择的是革命性的改革之路。结果是，向市场过渡过程中，国家被排除在外。
中国有别于俄罗斯，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词汇组合，见诸于中国媒体、所有国家和党内文件中。中国借助于逐步向市场过渡，成功避免了经济下滑，避免了迅速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类似条件下的不良现象。
卫星通讯社：在俄罗斯，有很多人提问：中国改革能否接种到俄罗斯？专家们莫衷一是，有时观点完全相反。比如，远东所代理所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无法采纳中国经验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条件不同。
奥斯托洛夫斯基：我不认同同事的观点。我觉得，中国很多经验我们是可以使用的。俄罗斯两次错过向东方邻国学习的机会。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苏联领导层认为，中国改革之路走得太快；第二次是90年代初，新俄罗斯领袖们的观点又反过来了，认为中国人走得太慢，不坚决。不管怎样，事实终归是事实：俄罗斯并未采纳中国的改革经验。
卫星通讯社：中国腾飞，并不能让所有人高兴。西方国家几乎公开声明，中国改革的实际结果、尤其在社会领域，要远低于公开发布的数据。此类观点有道理吗？
奥斯托洛夫斯基：那些质疑中国统计质量的，我想提醒他们，中国在公元前5-3世纪，已有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人口普查。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口统计和监控已经相当完善，这对组织社会工作（比如建长城）和征税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比较：欧洲国家只是在中世纪晚期才开始人口普查。
现在谈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觉得，总体上，是可以相信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统计数字的。中国在很多指标方面，事实上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比如，棉花、肉、鱼、蛋、谷物和油料作物世界第一；羊毛和茶叶生产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很多领域的人均指数，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奶制品生产，甚至落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不久前，中国宣布战胜极端贫困，取得完全胜利。中国国家统计局不久前的研究显示，在社会领域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该研究分两个阶段：2020年7-8月；2020年12月-2021年1月，覆盖中西部省份的5300万人口。对最近统计数据与不同年代居民生活水平主要指数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战胜贫困方面，又创造了历史性奇迹。
现代中国有很多统计数据，即有中央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统计资料在不断更新。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这些，因为不久前，大多数材料仅用中文出版，外国研究者很难厘清。但中国在不断完善。现在，大多数统计年鉴也有了英文版。
卫星通讯社：经济方面，中国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对中国有多大兴趣？相互之间，是经济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奥斯托洛夫斯基：我坚信，两国都对激活传统合作模式和创建新的合作模式感兴趣。中俄地理上接近，经济有互补性，这些决定了经济对话前景方向。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机械、电子产品和很多民用品的主要供应国。而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重要的能源、化肥、木材、有色金属、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产品的供应国。
需要提醒的是，中俄贸易从2000年代初开始急剧增加，当时，两国确定了战略伙伴关系。在1991年到2019年的30年时间里，双边贸易额几乎增加了29倍。相当可观。与此同时，相互贸易中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俄罗斯出口中，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仍占主导地位。这种贸易潜力几乎消失殆尽。俄罗斯需与中国加强科技和创新合作，更为积极地吸引中国伙伴在边境地区共同落实基础设施项目。中俄两国领导人制定目标，将每年的贸易额提高到2000亿美元。相邻地区快速发展和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帮助加快解决此项任务。
卫星通讯社：您从事中国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当然，您多次到过堪称您职业的国家，哪些方面印象深刻？
奥斯托洛夫斯基：有关中国，说起来话长。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84年的第一次访问。当时，我到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一年中，我收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博士论文材料。当时是改革第一阶段。中国在积极推动农村生产责任制，同时人民公社还存在。其中一个是“四季青”公社，距人大约一公里。与此同时，我还在人大的劳动人事学院进修，院长是赵履宽。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他，为我组织了两次学术出差活动，让我有机会了解中国各城市企业的改革经验。
常常想起两个镜头。在上海中港瑞“中国schindler”电梯厂，让我感受到厂方的热情。他们在我到来之前，准备了英文书写的横幅：“欢迎苏联客人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到厂访问”；在武汉，当地并不富裕的商贩的豪爽让我感动。他们专门为我准备了鱼宴，争先恐后地请我品尝前一天从长江打捞出来的美味鲜鱼。
1984年的北京，类似上世纪中期的苏联：拥挤的汽车、街上车辆很少、人们穿着简单，寒冷季节居民楼窗外挂着的食品袋。再加上中国特色元素：食品票证和街上数不尽的自行车。就像苏联战后年代，但人们充满了激情，期待向好的方向变化。
初到北京，我整整一个月试图弄清中国经济改革是什么？中国人赋予“改革”的意义又如何？我问了熟悉的大学生。他回答：“你看，街头小摊在卖菠萝。之前我们知道什么是菠萝，知道是在海南岛生长的，但从未吃过，也没见过实物。现在，有钱就可以买一两块菠萝。但对我来说有点贵，我的助学金是18元，五级工人工资是60元，教授是200元，而一块菠萝是2元钱。”
此次对话已过去40多年了，中国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食品票证早已不见了踪影，中国城市中的品牌店，看上去要比纽约和巴黎的还要酷，街道上充斥着昂贵汽车，几乎每位中国人都有智能手机，很多人还不止一部。北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完全可与美国大西洋海岸居民相媲美。
中国已经感受到改革的实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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