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这次审判死人已经不是世界历史上的首次先例。在公元897年，罗马举行了一场可怕的庭审，史称“僵尸审判”。当时罗马教皇司提反六世安排审判9个月前死亡的前任教皇福莫苏斯的尸体。那次庭审遵守了所有外在形式：半腐烂的前任教皇尸体倚靠在被告席上，甚至接受“质问”（坐在尸体旁边的神职人员充当“律师”，代替死者回复各项指责）。结果前任教皇福莫苏斯的尸体被判处绞刑，之后被扔进了台伯河。
几百年后的2010年1月，类似情景在基辅上演：他们组织了一次针对前苏联和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过世的前领导人的审判大会，指控他们制造了20世纪30年代的的大饥荒——乌克兰人称之为“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Holodomor）。当时距离首轮总统选举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时任总统维克托·尤先科明白，他可能连第二轮选举都进不了，但他非常想作为审判斯大林本人的总统而写进历史。
而今乌克兰想再次举行一次针对斯大林和贝利亚（在前苏联领导层中负责内务与国家安全）的审判大会，但这次审判的是1944年克里米亚鞑靼人遭驱逐的案件。目前的乌克兰当局比尤先科10年前拥有的时间更多，因此庭审准备的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早在2015年12月就按照乌克兰刑法典第442条（种族灭绝）提出了刑事案件。一年后法庭允许对受害人的询问开展庭审前行动。2017年乌克兰检察院开出两名嫌疑人的名字：约瑟夫·斯大林和拉夫连季·贝利亚。几天后，乌克兰检察院在政府报上汇报说，检察院已经向上述人士送达这些怀疑。至于检察院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就成了谜。这不，日前甚至正式为斯大林和贝利亚提供了国家律师……
当然，在正常的法制国家，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案件甚至根本到不了审判庭。正是为了防止庭审变闹剧，与死人相关的案件存在明确的惯例：对犯罪事实提起刑事案件，开展调查程序，在调查程序过程中法庭侦查员查明嫌疑人，确定死亡事实，与检察院就上述问题协商后撤销案件。乌克兰一向如此，但只有在斯大林不是嫌疑人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赫然名列潜在被告之列的情况下，审判程序有另外的方式。
从被指定为斯大林辩护人的安德烈·多曼斯基的评论来判断，乌克兰侦查人员只是在假装自己不清楚前苏联领袖斯大林已经过世的事实。“我们的案件卷宗中没有斯大林的死亡证明，可能对侦查人员来说，他仍然活着”，——多曼斯基解释说。当多曼斯基被问及，他是否是首次被迫为死人辩护？他确认：“倒不如说，这是我为年满141周岁的客户辩护的首次经历。”您可以看出，不仅是侦查人员，就连律师都在假设，斯大林比所有活人都活跃。
从原则上来说，针对前苏联领袖的新法庭的判决已经清楚。基辅当局再度以此上演政治秀，就像30年代大饥饿案件的庭审一样。所有这一切的演出为的是什么，人们也一目了然。基辅多少次都在利用苏联历史上的悲剧之页，通过这种古怪的方式，试图煽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不满。从克里米亚逃往乌克兰的所谓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国民会议”一直都在这么成功运作。
实际上，早在苏联时期，就在官方层面上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強制流放（就像强制迁移人民的其他情况一样）进行了谴责。当代俄罗斯也确认为遭到镇压的所有人民和民族恢复名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这类强制流放是“我国历史上悲惨、沉重、黑暗之页”。
要知道，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可以在法庭的层面上审理20世纪所有强制迁移的事实。现已弄清，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强制流放远不是规模最大的悲剧。而且，不仅是斯大林，美国、英国、波兰、捷克和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当时的领袖岂不是都应该被挖坟掘尸，再把尸体放在审判席上审判。
照直说，在二战结束后，规模大得多也残酷得多的德意志族人被强制流放是二战战胜国达成共识的结果。而且，这种情况也像“斯大林式的强制流放”一样，以争取避免可能导致更大牺牲的民族冲突来解释。当我们回忆起波兰乌克兰人遭到强制流放或者加利西亚波兰人遭到强制流放时——不知怎么的，迄今也没有人提出让他们重返历史祖国的问题（就像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所作的一样）。
规模最大也最血腥的民族迁移当属1940年代英属印度分离时的“互换居民”。当时共迁移了1400万人（比被强制流放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多几倍），死亡和失踪的人如果不以几百万计，至少也以几十万人计。但英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回忆“斯大林时代的民族强制流放”，而不是回忆这段由伦敦导致的大规模悲剧。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都保留着英国强制人民迁移的作法，强制迁出了查戈斯群岛的所有居民。
不知为何，没有人想到怀疑西方当时的总统和首相，对他们进行“审判”。值得重复的是：强制人民流放的任何做法都是可怕的悲剧。但按照当代法律和法典，审判历史上的活动家——这是对司法制度、历史和常理的嘲弄。
作者：乌克兰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32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