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美贸易谈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

中美贸易协议曾是特朗普内政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几乎从当选总统开始特朗普就一直不厌其烦地声称中美贸易不平衡，2018年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多数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对中国如此施压是因为特朗普希望取悦农民和工人等主要选民。在2020年1月15日艰难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中，这一点得到了明确证实。特朗普取消或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部分关税，中国则承诺在2017年的基础上在两年内额外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
特朗普一方面曾将这项协议写入其外交成就中：好像他是首位向中国不公平贸易惯例发起挑战的美国总统。另一方面，中美贸易协议似乎也曾是他的内政成就，因其尊重农民利益，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简而言之，协议中含有一切可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因素。
正是因为担心破坏协议，尽管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言论强硬，但特朗普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避免严批中国。例如，尽管民主党人不断呼吁对中国官员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利采取严厉制裁，但特朗普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签署相应法律。剥夺香港关税和签证地位的问题也是如此，美国政治精英代表早在一年前香港暴乱时就呼吁特朗普这样做。但是，美国总统当时指出，重点应放在与中国达成历史性协议上。
为什么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新冠疫情对特朗普而言确实来得不合时宜，恰好赶上需要总结总统任期成就的选举年。而成就即使有，也会因为灾难性的经济和社会形势而化为乌有。据德勤（Deloitte）估计，第二季度美国GDP将下降16%。到年底，预计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衰退可能达到两位数。 4月失业率为14.7%，6月稳定在11.1%，也非常高。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引发全国骚乱。尽管动乱的正式原因是警察的专断横行和种族主义问题，但显然，动乱已被美国社会中累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所激化。

由于疫情始于中国武汉，特朗普决定利用这一点，将美国遭遇的一切灾难归咎于中国。但与此同时，他对美国领导层本身的灾难性错误估计和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严重缺陷只字不提。美国在抗疫方面看来做得比其他国家差，至少从新冠患者数量和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来看是这样。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的支持率开始下降，而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人拜登成了香饽饽。根据6月民意调查结果，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下降到44%，而拜登的支持率升至52%。

特朗普的言论是否可视为他承认自己在选战中落后于对手拜登的信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认为，特朗普仍然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一方。但是，如果拜登获胜，中美重启贸易谈判的可能性甚至更高。

“关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和谈判未来的走势，我认为确实与11月的美国大选有密切关联。若是特朗普连任成功，那么明年中美贸易谈判重启的可能性较小；若是拜登竞选上任，中美关系稳定的话，同样也避免不了中美贸易争端和当前在市场开放政策方面的摩擦。我想无论竞选结果如何，重要的还是中美贸易谈判最终很可能会恢复。但是核心问题在于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继续打压中国，会使得中美贸易谈判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

专家指出，疫情确实使第一阶段协议条款的实施变得复杂。 首先，由于经济形势恶化，中国很难购买先前商定的产品数量。 朱锋指出，美国也不准备保证所提供产品的安全，尽管在当前条件下应当如此。

“当前特朗普再度谈论中美贸易谈判和协议问题，我认为是基于两个事实：一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确实受到疫情的影响，最重要的不是中国不愿意执行，而是双方碰到了技术性困难。比如在陆续从欧洲进口的三文鱼、南美进口的虾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后，中国要求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肉类要保证经过病毒检测，但是美国拒绝了中国这一要求。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主要从事肉类生产的企业员工确诊人数在不断上升，对此中国非常担心大量进口的美国肉类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境外输入型新冠病毒的来源，因此双方在技术性问题上的分析可能会引发实质性的危机；二是特朗普通过疫情进一步打压中国，把中国作为他抗疫不力的替罪羊，所以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目前受疫情和香港局势的影响，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上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呼吁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共同基础，防止两国关系急速恶化。王毅表示，中美应商定合作清单，把中美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明确下来，还有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来。分歧需要以对话的形式解决，而不应使敌对言论升级。
经济显然恰恰是双边合作潜力巨大的领域，彼此渗透的程度很高。只要想想武汉暴发疫情，苹果工厂减产时，iPhone的全球供应与中国大陆的生产密不可分，就足以证明。在当前环境下，两国在这场危机风暴中只有同舟共济，才有更多机会获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