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协议会打击美国盟友？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表示，中国为了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将加速购买美国产品，这可能会对与澳大利亚的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他认为，下指令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购买商品可能违反WTO规则以及自由贸易原则。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驳斥了这些担忧。

根据今年1月签署的美中贸易协定的条款，中国应在两年内与2017年相比增加20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中国恪守承诺。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对中国玉米和猪肉销售量增长7倍，而棉花则是2017年水平的三倍。同期对华大豆出口增加三分之一。

中国对实现双边贸易目标的承诺，突然开始使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特别是澳大利亚感到担忧。此前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呼吁中国通过双边贸易协定，以与美国产品相同的方式消除针对澳大利亚产品现存的贸易壁垒。堪培拉担心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的进口税，并禁止澳大利亚四大生产商供应牛肉。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引入这些壁垒只是出于对中国消费者的关注——澳大利亚产品不符合中国植物检疫标准——但澳大利亚认为，这些措施可能出于政治动机。在澳方看来，中国很快便开始从美国购买更多大麦和牛肉。其次，北京似乎是在澳大利亚宣布需要对COVID-19疫情原因进行国际独立调查后几乎立即对澳大利亚产品设置了额外壁垒。

西蒙·伯明翰表示，尽管澳中双边贸易结构与中美贸易不同，但是由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对华主要出口产品（葡萄酒和牛肉）仍具竞争力，堪培拉仍将密切关注中美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进展。西蒙·伯明翰认为，如果中国通过减少进口澳大利亚产品来解决与美贸易问题，这将引起贸易转移效应。这不是别的，正是对世贸组织规则的直接违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黄卫平教授彻底驳斥了这些担忧。在他看来，中美双边协议基于市场原则。 中国将购买国内市场所需数量的产品，因此这里谈不上违反WTO规则。

黄卫平教授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基于市场原则，二是关于不可抗力因素。此次澳大利亚农产品被拒绝，并非因为中澳关系，而是产品质量本身不达标。其次，就中美协议会导致贸易转移而言，实际上各国间每年的贸易量都不等。如果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导致发生贸易转移，比如明确告诉进口商不允许进口澳大利亚产品，那么这属于违背WTO规则。但是若只是因为市场价格或者包括卫生检疫在内的其它原因造成贸易流的变化，那么这是正常的贸易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国内外需求减少，中国遵守涉及价格指标的中美协议条款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的数据，第一季度美国对华出口总额比计划减少212亿美元。这些指标与能源价格骤降有关。如果严格满足价格指标的所有条件，按当前价格计算，中国每天必须从美国购买约300万桶石油，这是美国每日石油出口总量。即使在正常条件下，这也不可能，而在中国几乎整个季度的生产活动都处于最低水平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了。

然而，尽管存在不可抗力因素，美国仍未准备修改贸易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对两国协议“冷淡”了，但没有说要取消该协议。相反，华盛顿一再强调，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当前协议的执行情况。华盛顿对中国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所施加的制裁要宽松得多，这一事实也间接地强调了该协议对美国的重要性。尽管特朗普宣布政府将审查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和签证优惠待遇”，并有可能让这些条件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但不会采取曾经让人担心的任何经济或金融措施，例如禁止中资银行进行美元交易等。股市显然认为该信号是积极的，并对增长做出了反应。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至少没有考虑到一些严厉的金融制裁（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绝大多数商品，等于从中国内地再出口，而且要交所有关税，因此改变香港关税地位不太可能影响两国贸易），这意味着协议仍保持不变。中国相应地将履行它。

澳大利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其他国家的商品，而用美国商品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此表示担忧，指出不可能在当前条件下将中国的需求扩大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将购买美国商品规模增至协议规定的水平。堪培拉指出：该协议的本质是，规定了在特定国家/地区购买某些商品的量的条件，似乎这属于受控贸易，这与WTO基本原则相抵触。

华盛顿未必会对澳大利亚对中美贸易的抵制感到满意。堪培拉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太可能与主要盟友直接对抗。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也不容易。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思奇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尽管有审议WTO贸易政策的机制，但在该机制框架内是否履行作出的决定取决于参加国的良心，是自愿的。

李思奇教授说：“另外一种途径是通过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其他成员可以对美国或者其他成员的贸易政策提出异议，那么该成员国不仅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可能还需要根据WTO秘书处的建议作出政策修改。不过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由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不具有强制性，主要取决于成员国是否会听取其他成员或者WTO的意见，所以约束性较小。因此若是有国家反对他国的贸易政策，确实是不太好解决的事情。”

澳大利亚现在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澳大利亚在过去28年中一直将其持续的经济增长归功于中国：后者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520亿美元。澳大利亚八所最大的大学中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来自中国。外国游客在该国所有支付中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客人。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盟友，包括在五眼情报联盟内。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在美国政策之后采取行动，有时甚至损害自身利益。例如，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宣布不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本国建设5G网络的国家之一。尽管这一步可能会使澳大利亚网络建设成本变得昂贵，此外它在5G部署方面，即数字化领域，可能还要落后几年。

堪培拉仍然不敢出于本国利益行动。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对COVID-19疫情的立场上——澳大利亚为了美国利益宣布需要对病原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招致中国舆论的合理批评。顺便说一句，由于澳大利亚局势差以及对亚洲民族种族主义的表现，中国游客开始拒绝前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前外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的高级顾问约翰·李（John Lee）表示，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小国不可能让自己同像中国这样的强国玩儿“鹰派和鸽子”游戏，尤其是在主要盟友（例如美国）没有透露这些“游戏”的最终目的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情况下。到目前为止，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后果并非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