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大金融刺激因素 中国仍能成功应对经济下滑

已经知道，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出现1992年以来的首次下跌，跌幅6.8％。固定资产投资及零售额降幅更大，接近20％。此外，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不可避免，这也将使中国经济复苏更加艰难。根据IMF的估计，美国第二季度GDP可能下降近四分之一，到今年年底，预计下降5.9％。意大利今年GDP将下降9.3％，西班牙下降8％。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行货币激励措施。不过，其中一些国家在危机爆发前就已将利率降至零，因此其央行已经没有太大回旋余地。像日本和许多欧洲市场现在已将利率降至负值。就连美联储也将利率设定为0.00-0.25％。

当然，中国也采取了货币刺激措施，但比西方伙伴更为谨慎。 3月中国人民银行将七天反向回购利率降至2.20％，从而兑现了其在G20领导人紧急峰会上就实施货币宽松措施做出的承诺。不过，正如行长易纲所说，如果经济刺激措施过大，就会加速通货膨胀并导致杠杆率偏高。取而代之的是，央行更倾向于间接支持。中国央行不止一次降低银行的准备金率。结果，银行出现了近1.8万亿元人民币的可用资金，用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杠杆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很大：去年债务与GDP比率为245％。易纲认为，应该努力使债务占GDP比重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在以前的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这次危机不同于以前的危机。她认为，这场危机不是由基本的经济原因引起的，而是由疫情引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货币刺激措施未必奏效。刘英说：

“我认为，正是因为当下的危机是由于疫情冲击的，应对危机仅依靠放松货币政策、大量发钞来刺激经济可能并不会管用。在加大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精准施策，比如针对中小微企业采取支持政策，针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及促进措施等等。此次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更多从宏观调控角度考虑加大财政支持。为防控新冠疫情，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央行已经释放了数万亿美元流动性来保证市场流动性，增加信贷来支持战疫和小微企业发展，还有降准降息空间和工具为防控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而我国在财政政策采取加大支持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确实拖动落实了不少政策举措，包括但不限于防疫期间对前线医生、新冠病人的全面资金的支持，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各种财政支持，给企业减负，包括减税降费等。在疫情外部危机冲击下，我认为还需要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释放更多的资金，也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增加更多财政支出的空间。增加政府在新老基建的支出，以财政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来，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推动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三驾马车拉动投资，推动投资、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2008年为了克服危机，中国政府拨出了空前规模的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援助。这笔钱被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它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它造成了许多行业的根本失衡和产能过剩。出现了“多余的”国际机场，车辆并不多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等。此外，信贷融资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作为复杂投资产品的负责资产管理的准银行进行的。所有这些都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额外风险：结构性失衡会引发投资回报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监管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逐步降低经济中的杠杆率。

因与美国的贸易战，对这些计划进行了调整。为了支持企业和经济增长，必须放宽对信贷增长的限制。但是，正如易纲所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杠杆政策。只是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方法：不给公司断供氧气，但另一方面，不用廉价的流动性充斥经济。

刘英专家认为，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直接向经济提供金融支持。这将帮助中国摆脱危机，并变得更加强大，为进一步增长提供长远的根本支撑。刘英专家接着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时刻，我认为也需要深化改革，包括结合战疫的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完善市场机制，释放土地、资金、劳动力、信息、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如果能够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真正激发每一个市场主体活力，那么经济将能够较快复苏起来。”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六保”，作为政府支持经济复苏的侧重点。这“六保”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因此可以理解，在实施经济政策时将如何确定优先事项。中国也许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GDP增长，而是将重点放在确保经济实体的正常运转和居民就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