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开始就欧中全面投资协定进行谈判。该协定将成为调节中欧投资合作的统一机制,取代中欧间现存的所有双边投资协议。该文件应有助于促进欧盟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反之亦然,也可促进中国公司进入欧洲市场。它应消除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做法,建立投资保护机制,确保外国和本国公司游戏规则的平等,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包括促进投资者遵守基本的环境和劳工标准。
对于欧盟而言,该协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具有战略意义。布鲁塞尔对中国正在积极发展与欧盟国家的双边关系,经常绕过欧盟的超国家机制感到不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17 + 1峰会框架内建立了一种合作形式。中国还建议中东欧国家在17 + 1形式框架内建立一个类似真正的国际组织的联合秘书处。迄今为止,中国仅限于创建17 + 1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西欧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迅速增长。因此,布鲁塞尔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超国家机制,以规范中国与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与投资合作。
然而,欧盟与中国就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进展缓慢。首先,当事各方开始讨论协定的具体文本时遇到一些矛盾。布鲁塞尔对中国许多行业都禁止外国投资不满。中国控制资本流动的规则也造成一定困难。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机制仍未解决,由于欧盟的主要盟国美国已掀起了一场全面的贸易战,欧洲人现在对这一问题尤为敏感。
实际上,也正是由于美国的所作所为,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定一再被推迟。在2018-2019年间,对于北京而言,解决与美国贸易矛盾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在2019年底前与欧盟的谈判进展非常缓慢,这个问题甚至都不是优先事项,因为中国在尽全力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只是因为中美前线的不确定性,中欧协定的谈判进程才变慢了。
陈凤英专家说:“我认为中美、中欧谈判的重要程度不分先后,只是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的前提下,我们将更有精力和能力与欧洲进行谈判。另外,投资保护协议具有一定的基础,包括去年进行了中欧地理标识谈判等等。因此我认为有这些基础和条件,中欧谈判早已经在进程中。”
陈凤英专家指出,新冠疫情对峰会的举行构成了威胁,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应对方案,但现在很难预测到那时欧洲能否成功应对疫情。
陈凤英说:“我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欧洲的疫情,因为欧洲的疫情还在高发期,同时欧洲各国的处理能力也参差不齐。至于其他的主要障碍应该不多,其中地理标识谈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涉及到知识产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而这一谈判去年便已进行。再加上中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最终将走向市场化,所以至少从中方的角度来看,障碍不是很大。”
中国的确在满足外国投资者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去年禁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大大减少了。中国放宽了对外资获得银行、保险和经纪服务的限制。最后,去年通过了一项新的外商投资法,根据该法在中国市场外商与本地公司拥有相同的权利。
由此可见,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则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面中欧投资协定将在年底之前签署。由德国主持的莱比锡峰会应有助于促进这一进程。首先,德国,作为主张巩固欧盟对华关系的国家,将因此在自己的盟友眼中获得更多的政治分数。此外,对于德国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面对危机,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扩大其市场。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以最少的经济损失走出目前的危机,进而成为许多国家增长的火车头,德国也许不会错过搭乘这个火车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