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多年来对推动经济增长寄予厚望的消费水平正在迅速下降。但这并不奇怪。 失业率目前处于45年来的最高水平——7.6%。而在城市人口中，这个数字超过8.5％。银行业的不良债务水平为世界最高——超过10％。经济增长快速下降。如果说去年印度的GDP增长7.4％，那么今年，如印总理莫迪预测，增长将只有6.2％。但第一季度按年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5.8％，而第二季度却“跌”到了5％。可见，即使宣布了6.2％的增长计划，现在看来似乎难以实现。
但这些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现在，甚至名义GDP增长方面，印度可能落后于中国。要知道，已经连续几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看来还是基础薄弱。虽然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地理和人口条件方面非常相似，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正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戎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道路，而印度却缺少这些改革。
周戎专家说：“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都走向了国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优势很明显，即印度所有的企业家都熟练掌握英语，并且拥有较多的管理人才。虽然中国的企业家在语言方面略有劣势，但是中国企业家善于研究市场。另外，中国的企业科技含量高，人才辈出，增值能力强，这是印度所无法比拟的。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在不断地调整对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的政策，促使他们有生长活力，有走出国门的能力和勇气，而印度在这方面的政策却不大一样。印度所有的政策具有短期效应，包括莫迪总理出台的政策，都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使得很多印度的中小企业无所适从。再加上习近平主席执政的七年中，同过去相比，中国民营企业和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愈来愈密切，政府为民服务的措施也到位及时。反观印度则不大可能形成统一的政策，执政政府是一回事，而反对党执行的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同其政治发展一样不平衡。”
事实上，尽管听起来很矛盾，印度的民主体制、官员的无纪律性和人口的难题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因为大量的时间和资源都花在了各种审批上。例如，早在1999年，时任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就开始了一个连接该国主要城市：德里、孟买、钦奈和加尔各答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该项目本应在2006年完成。但在现实中，仅在2012年公路才开始运营：从百姓中购买土地的众多官司、官僚作风导致的拖沓，资金的缺乏——所有这些让项目竣工时间拖延了六年。
然而，专家们一致认为，印度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是缺乏结构性经济改革。《南华早报》援引科塔克机构股票分析师桑吉耶夫·普拉萨德（Sanjeev Prasad）的话称，印度当局已经动用了所有可能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工具。现在，只有在治愈好以前的病症之后，才能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我们需要对国有公司进行私有化，其中许多公司现在工作效率低下，我们需要放宽政府对购买土地的限制，我们需要创建一个专门的坏账银行，从而处理其他银行的不良资产。最后，对深受影子银行之苦的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有趣的是，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然而中国政府对它们迅速做出了反应。正在对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和重组。为了清理银行系统，还在90年代末就创建了4家坏账银行。近年来由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打击举债经营的措施，影子银行一直呈萎缩态势。而且金融监管部门经常为传统银行提供刺激措施，以支持向中小企业贷款。可见，中国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印度克服这些困难。但印度是否会接受这种帮助，是另一个问题。
周戎专家接着说：“那么在中印合作投资方面，目前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量约47亿美元，而印度在中国的投资则只有约9亿美元。也就是说尽管中印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久，但是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的感觉非常不好。包括在基础设施方面、语言方面、政策方面，都有可能阻碍投资发展，所以中国在印度的单独投资和合资进行地不大顺利。另外，印度一直不赞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对中国的投资不是那么的热切和渴望，对中国也尚存一些疑虑。所以我认为中国希望帮助印度是一方面，印度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帮助又是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很快将访问印度，我想在访问期间，可能会与印度领导人就实质性的合作问题进行磋商，可能还会与莫迪总理达成一些共识。”
然而，是否真能推行结构性改革，仍是个未知数。选举的胜利给莫迪带来了一定数量的政治分数。然而正如对冲基金Cartica Management的总经理Katalin Gingold所说，当本应更好地搞经济的时候，所有政治资本现在都花在克什米尔上。就连莫迪领导的党——执政党“人民印度党”都承认，总理有大约半年的时间以某种方式改变经济形势。否则他的选民会被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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