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资本外流设障

从中国有关部门发布之日起到明年九月，将禁止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别大额”对外投资项目、国有企业境外购买或开发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大宗房地产、中方投资额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非主业大额并购和对外投资。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国家外汇局上海市分局已经通知各银行负责人，境外支付金额超过500万美元的业务都需在北京办理。

为资本流动设障是在中国该领域打破两个世界记录和一个“反记录”的背景下发生的。9月底获悉，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在连续13年增长之后，其规模第一次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把日本挤到了第三位。另一记录则表现在，中国今年购买境外资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到今年10月并购和吞并的资本金额超过1200亿美元，绝对创世界最高纪录。

“反记录”则表现在资本的外流上。现代发展问题研究所专家马斯连科夫在接受卫星网采访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中国官方对其设障表明承认问题的存在。马斯连科夫说：“就资本外流规模而言，中国目前显然无人可比。这一趋势最近一年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时而加快，时而放缓。据估计，中国企业债务已占GDP的160%，并继续增长。企业界明白，迟早这个巨大的泡沫要会破灭的，所以都在设法免遭可能的损失，资本在各种幌子下流入境外。外流的另一原因是企业外债的服务费在升高。这与美元汇率上升有关。12月14日美联储可能的加息更加剧了外债服务费上升的压力。而支付外债服务费，就意味着资本的外流。所以中国外汇局试图对其监控，因为这种外流需要用降低国际储备来补偿。而这已经关乎全国的金融稳定。需要调节货币流，免得企业外债服务费破坏国家的金融稳定。”

中国金融部门加强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也有可能与持续至今的反腐有关。影子资本经常通过完全合法的途径流入境外，因此政府为此设置额外的障碍。

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也呈加大趋势。它目前的贬值速度也是空前的。专家们不排除会继续贬值。国际金融分析家们对此做出的预测相当悲观。考虑到境内外人民币的并存，自然就有可能出现各种操纵其汇率的现象。远东研究所专家别尔格尔认为，这些被操纵的人民币也会给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甚至大的打击。别尔格尔说：“这里指的是，在全球和中国金融和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条件下，资本外流加剧。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希望制止人为操作，包括打着投资的幌子把资金转移到境外，或者存到风险较小的基金会。这是‘热钱’，它们时而来，时而去。哪怕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很小的情况下，也想从兑换中获得点好处，而且是逃税的。”

根据联合国2015年报告的数据，中国四分之一的境外企业亏损，只有一半盈利。中国境外投资低效的主要原因，在专家们看来，是对境外市场工作条件的无知，以及当地玩家的竞争。这些无情的统计数字也促使中国政府强化监管措施。马斯连尼科夫认为，其背后也能发现希望制造外部效应的意图。

他说：“需要给国际投资者吃定心丸，即形势还在可控之下，因为资本外流加剧马上就会引起怀疑，在中国可能遇到债务服务费上升带来的风险。而这也会给全球投资者同中国资产的业务造成不愿看到的后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志民认为，中国政府在调解境外投资方面采取的新举措是为了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际贸易不振的背景下减少风险。

王志民说：“当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投资也呈下降趋势，而与此相反，中国的海外并购却在逆势上扬。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1340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50%，至1459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的投资额已经相当于去年一年的投资额。中国如此高的投资额和进展速度与整个世界投资趋势都成相反趋势。

“首先，这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国家是出资人，投资一旦遭遇风险，这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所以政府现在要对海外投资进行监管。此外，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对于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竞标或收购项目需要向国家发改委备案。中国现在整体的监管方法是备案式管理法，也就是说寻求海外投资的企业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审批，只需要向有关部门备案，那么这种管理方法就很容易出现风险，在此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资本外逃及外汇违规等多起投资违规案件。有关部门也正是发现了这些问题，才决定对投资企业采取备案为基础，同时加强管控、防范风险的管理方法。而且，中国的企业不同于西方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走出去’又是一种必然趋势。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既要企业“走出去” ，又要不违规。中国以前的管理过程中会出现这样“一管就死，一放就活”的现象。所以现在采取备案制和管控结合的办法，进行有限度的引导性管理，同时也要注重投资前的保险和风险评估分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