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举行了两轮高级别对话——第一次于去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于6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新华社列举了两轮高级别对话的主要成果:双方决定制定行动计划,通过热线加强联系,加强在网络保护方面的合作,加强网络犯罪案件审理合作,共享已知网络犯罪信息,启动专家磋商机制,制定该领域的游戏规则,最后,双方还商定于2016年下半年在华盛顿开展第三轮对话。
美国国土安全局代表苏珊娜·斯波尔丁表示,美国政府对与中国在网络威胁信息交流中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她非常希望双方制定并通过放弃窃取商业机密的义务条款,她还指出长期与中国在该领域保持联系的重要性和落实高级谈判代表及专家合作成果的必要性。
观察家注意到,双方在很大程度上收起了对对方黑客袭击的相互责难。自从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后,调门就立即发生了转变。两国领导人商定寻找实现网络安全的共同途径,放弃使用黑客窃取对方商业机密。当时,华盛顿也重启了多层次磋商机制。2014年,第一次沟通尝试由于国际层面上的严重争议而以失败告终。
乌拉尔国立经济大学教授、竞争情报专家叶夫根尼·尤舒克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评价中美为走出网络战阴影的努力:
“当前形势一如当年的核军备竞赛状况。如今,网络战能造成的破坏诚然比居民点的核爆威力要小,但破坏力也很大,事实上很严重很危险,因为如果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或许会对社会造成深远持久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汲取上世纪70、80年代核对抗的经验,保证排除两个因素:一是误读对方行为而不小心扣动扳机,二是可能干涉两国利益的第三方。为此必须建立热线机制,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迅速释疑。当然,不是空口无凭地讲,而是要拿出证据,不要让事情白热化。所以中美达成的这些协定,首要作用是排除偶然因素,而非全然示好或表现两国良好关系”。
习近平和奥巴马于2015年9月默认了不对对方的情报活动进行限制,给两国打击网络犯罪磋商开了个头。叶夫根尼·尤舒克认为,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他说:“对于相互收集情报和从事工业间谍活动,避而不谈或拿上桌面谈都没有意义。关键在于英国、俄罗斯、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关于情报工作的立法,规定了谁可以从事情报工作,以及可以对谁从事情报活动。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没有什么隐瞒不隐瞒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事实上,收集情报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事,因为根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取机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