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格·帕夫洛夫于1970年3月16日在莫斯科出生。中学毕业后，帕夫洛夫在一家商店做搬运工。一年后，他应召入伍，在苏联内务部中亚地区骑兵部队服役。当时，他负责集中营保卫工作。这里监押的是各类被判刑的刑事犯。在帕夫洛夫1994年出版的小说《官方童话》中对这段经历有所折射。这本书是年轻作家的首部作品，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此后，《马丘申事件》、《草原之书》和《医院保安日记》等作品问世。有的时候，奥列格·帕夫洛夫的小说给人以悲剧之感，但同时也充满了对人们的信任与爱戴。他的作品，常常引发争议，甚至有抹黑周围实际情况的指责。尽管作家不止一次重复指出，他距离意识形态很远，他呼唤的是，要同情那些命运不济、深陷生活谷底的人。
在奥列格·帕夫洛夫年满46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诸多文学大奖的拥有者，是同龄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书籍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中文、意大利文和斯洛伐克文。最近几年，作家积极参与政治评论，题材主要涉及严肃的社会问题。同时，他还是文学批评家。
有关文学以及作家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奥列格·巴普洛夫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讲话中说得非常明确。这就是奥列格·巴普洛夫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文学奖颁奖仪式讲话的部分节选：
《我不为写出来的东西感到羞耻。我的这半辈子，也就是20年，是经常从事文学写作的20年。我确信，文学就像真理一样为人们所需要。如果只有人是真理的来源，那么在具体的生活情节中传达人的状况，我们就会了解到真正的、真实的真相。
而且如果我们想了解有关一个人的真相，那我们就应当了解全部真相，全面了解，不管这个真相对某人来说多么不便、无用，或者痛苦。正因如此，作家应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教人们撒谎的时候，就是在教人们以此拒绝获得同情的权利。真理的每句话都具有拯救的功能，也就是说每句话都包含着拯救：某人被拯救的尊严、自由或者甚至生命。
我对此充满信心，教会我们这一点的不只是一代俄罗斯作家，他们教我们什么是同情，如何理解善与恶。如果我知道、理解自己的人民、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那么我也是通过文学知道、理解的。文学培养我们的情感，也就是说文学在改变着人的自身。文学可以让社会在道德上不安，也会给许多事情赋予道德的权力。
现在许多人觉得，没什么可学的，也无法找到向之学习的人……人民的生活知识并不重要，不会让人承担任何责任……
我们是人，但是只有明白并感受很多东西，我们才可以为人。成为一个人之后，你得到的不是自由或幸福的权力，而是得到一个心灵。所以写人就是讲述他心里的故事。文学的意义和良心，文学的心灵就是人民。避而不谈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不再对人充满同情。我在说90年代，那时给人们允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更新变成了国家解体和贫穷。人民被要求付出代价，付出牺牲。数百万卢布的损失，而且人们的意识中认为，这种损失的偿还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理由是什么？但是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可以多少次毫不理睬普通人的苦痛呢？而且这不是给政府，而是给知识分子提出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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