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刘汉,被执行死刑的还有其四名同伙,包括他的弟弟刘维。涉案人员共有36人,刘汉黑社会组织活动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对该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也给予了重判,包括五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五人被判无期;其余也都被判多年徒刑。
该犯罪团伙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四川省。刘汉等非法控制了当地的多个经济部门,非法获得暴利,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有70家企业受控于这个黑社会组织,包括四家海外企业。调查中追缴各类枪支20支、手榴弹、子弹约700发。对严禁民间拥有武器的中国来说,这实属罕见。
刘汉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从事非法活动十多年,是因为上面有大靠山。正如中国媒体指出的那样,从2003年起刘汉就攀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之子周滨并与其合作。卡尔涅耶夫指出,周永康本人是否与此有直接关系,看来只有等到对这位中共原高官审判时才能知晓。
卡尔涅耶夫说:“周永康曾是四川省的一把手,许多与他有关的人物最近数月已被免职,接受调查。所以这里与习近平宣布的反腐斗争有关,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不会把该案件只是简单地同当局打算给周永康找罪证以证明对他的指控是有根据的联系起来。或许,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地方政权涉黑犯罪的危险,因为它早已引起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
刘汉及其同伙案件,无疑非同一般。“头目”本身成了官商利益勾结的化身,这也是近来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企业变成了黑社会——多人惨死在该团伙人的手中。
以前还以为,“三合会”只存在香港的武打片中,与中国大陆毫无关联。人们不禁要问,刘汉怎么能连续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甚至还进了政协常委。这是否纯属偶然以及中国黑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中国的政治进程——或许短时间内难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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