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娜·查普曼创立 “有权微笑”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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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2010年夏季俄美间谍丑闻名噪一时的安娜·查普曼日前接受了俄新社记者的专访。在采访中,她谈了印度菜和刚刚当选为新一任总统的普京总理。不过,最主要的是,查普曼畅谈了她创立的“有权微笑”慈善基金会

作者:俄新社记者马克·本涅茨

我在莫斯科市区的一家印度饭店内采访了安娜·查普曼。2010年夏季,查普曼曾因所谓的“俄罗斯秘密特工”罪而在华盛顿被捕,并见诸报端,名噪一时。

尽管身为美俄在维也纳“间谍交换”戏剧性行动中的一员,查普曼极少淡出新闻视线,但现年30岁的她非常不愿直面媒体。

“我不需要宣传炒作自己。”她说道,拿起一块儿科尔马羊肉,“我又不发行唱片。”

我对查普曼的专访在反对派抗议普京当选总统的活动结束几个小时后进行。查普曼对普京的支持广为人知,在她返回莫斯科后,她曾参加了普京为遣返特工举办的卡拉OK晚会。

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时,查普曼说道:“普京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俄罗斯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领导人。”

很少有人知道,自从查普曼在伦敦北部定居之后,她便喜欢上了印度料理。“我不喜欢辛辣食物。”她坦言,“我学会了每次就餐只点一道菜。”

但我们坐在这家印度餐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谈论普京或者咖喱。

查普曼非常乐意谈论她创立的“有权微笑”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旨在帮助她的家乡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位于莫斯科以南900公里处)的盲人,包括盲人孩童。

一次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查普曼结识了已经步入晚年的瑞士制表商雅典表(Ulysse Nardin)总裁罗夫·史耐德(Rolf Schnyder)先生,并在他的鼓励下开始从事慈善事业。她回忆说:“他鼓励我不要担心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好。”用于慈善事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那款专门设计的"红色妖姬"雅典表(Lady in Red)销售进款。也许是巧合,我们见面那天,查普曼也身着红色裙装。

查普曼回国迄今已近两年,其间她曾担任过一档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为男性成人杂志Maxim(俄罗斯版)拍过封面,并为支持克林姆林宫的青年团体“青年近卫军”工作。

她也是风险投资业报刊Venture Business News的总编辑。该杂志曾报道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倡导的斯科尔科沃项目,也就是俄罗斯正在打造的“下一个硅谷”。

但或许只有慈善事业才激发了她的兴趣。

她说:“自从被捕遣返回俄罗斯以后,我变得不那么自私了。我应该做些不只是为自己谋利的事情。”

她接着说道:“我正在试图打破人们认为在俄罗斯无法开展慈善事业的陈旧观念。当我在英国和美国生活的时候,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投身于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

查普曼指出:“但在俄罗斯,慈善事业的名声却非常坏。没有多少人从事这项工作。即使人们做这项工作,通常也只是为了一些错误的原因,比如说,为了公关形象。就像对腐败现象一样,人们对慈善事业也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感。”

而在查普曼倾向于躲避媒体采访的同时,她也敏锐地意识到,如果需要把她的慈善活动放在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自己的名流形象会是一个显著优势。

“我根本不喜欢做媒体的宠儿。”她说道, “但我理解,我应该利用这一点去造福其他人,这才是我为何一直这么做的原因。”

“做媒体的宠儿对我个人的私生活有百害而无一利。”她补充道,“我不能和任何人约会,尤其不能在公众场合约会。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将我的私生活公之于众。”

与查普曼会谈真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与她广为人知的调情卖俏、工于心计的性感尤物形象不同的是,她在我的面前表现的极为正常普通。她也非常重视保护自身隐私,这是立刻就能看出的明显事情。

查普曼最近成为纽约一份杂志长篇报道的采访对象。她说,这是为了弥补因“拒绝采访、拒绝回应,利用一点想象而造成事实真相的缺失”。无疑她对媒体的不实报道极为警觉。

“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对自己创办慈善基金会救助伏尔加格勒儿童的事宜只字未提。”她说道。“媒体报道说我将参与议会选举,尽管我从未宣称自己这么做。人们肯定会认为我参与慈善事业是为了个人的公众形象。”

媒体报道称,在2011年12月的议会选举活动中,查普曼被建议作为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参加国家杜马选举。但她拒绝透露她是否曾被试探会否参选。“那是个政治问题。”她微笑着回答道。

查普曼意图帮助伏尔加格勒盲人社区的计划进展并不总是很顺利。这项打算在伏尔加格勒安装带有盲人过街语音提示器的交通信号灯项目与俄罗斯臭名昭著、官僚习气盛行的官场作风相冲突,或者是如她所说的“噩梦般的官僚体系”。

“最终我们只能安装8套带有盲人过街语音提示器的交通信号灯,我们不得不向盲人征询意见,问他们最需要在哪些地方安装。”

“你能想象一些更简单的事情吗?”她愤然问道。“安装工作竟然耗费了9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在伏尔加格勒的各个部门之间协调磋商,来回奔波。如果我与伏尔加格勒的市长不相识的话,我们这项计划压根无法实行。”

查普曼和她的团队还在尝试着开展一项检测计划,为伏尔加格勒辖区内年龄7岁以下的儿童可能存在的视力障碍进行筛查。但这个项目至今也无法实行。

“官员们都忙着选举。”她叹气道。

但是这并不只是伏尔加格勒视力障碍人士面临的窘境,连莫斯科市残障人士的基础设施也非常缺乏。

“是的,俄罗斯大多数残疾人的生活非常艰难。”查普曼严肃的说道,“但是这种现象正在迅速改变。”

试图让捐款人打消他们所捐善款用到实处的疑虑进行的也不顺利。

“我们想让捐款给我们慈善基金会的人看到他们花钱的结果。我想让一切都完全透明。”她解释称,“因此,我们想让接受过眼部手术的孩子直面镜头道出实情,但是许多孩子的家长反对这样做。”

“他们担心我们会以某种方式把视频片段派做它用。”查普曼说。“但我并不埋怨他们,因为以往没人曾向他们施以援手。”

查普曼也吸引了一些俄罗斯明星参与到她的慈善组织中来,其中包括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在格鲁吉亚出生的患有先天眼疾的流行音乐明星季阿娜・古尔茨卡娅。她热心的说道,“古尔茨卡娅开设失明儿童大师班,并对他们十分鼓励”。

查普曼还透露说,她花时间为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的失明儿童家庭提供帮助。我想知道这些被查普曼探视的孩子是否了解这位最近几年被世界各国媒体竞相报道的女性。我好奇他们是否知道这位女访客的真实身份。

“不知道。”查普曼笑道。“他们不在乎。我对他们而言就是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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