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新网RUSNEWS.CN莫斯科3月28日电 两个国家年的成功举办促使俄中领导人做出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两国举办语言年的决定,而举办语言年将进一步加深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好感。在此我们向读者转载盛世良刊登在《国际先驱导报》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探讨了俄语在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半个世纪的俄语情缘
学俄语是我们那代人的不二选择。1957年我开始学俄语,到现在正好50年了。50年前的上海大多数中学教的是俄语,我的母校也不例外。虽然我并没有为增进中苏友谊而苦学俄语的崇高觉悟,但当时的俄语教师, 她那标准而柔美的语音,端庄而亲切的仪容,自然加深了自己对苏联和俄语的好印象。
大学时连俄汉词典都买不起
我考入上海外语学院正值1960年,当时有头脑的学生已经感到中苏关系蒙上阴影,不再报考俄语系,我却缺乏政治敏感。当时的中国,普遍贫穷。全班20个学生,仅一个同学买得起12元一册的刘泽荣编的俄汉大词典。碰到不认识的词,只好去 麻烦那位同学,迫使我形成"过目不忘"的好记性。学校离家6公里,周末晚上回家,9分钱的电车是舍不得坐的,步行途中每过一盏路灯看一个本周学的新词,背到下盏路灯再看一个,到家时不仅生词全记住了,本周学的俄文诗也已烂熟于心。
暑期在校,白天勤工俭学,每天挣8毛钱聊补无米之炊,晚上忍着蚊子和臭虫的围追堵截看俄文书,眼睛酸了就唱俄语歌,《列宁山》《俄罗斯》《三套车》......可着劲吼,反正阅览室里就我一人。终于熬了个各科全优。
翻译"苏修恶毒反华"长文
196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做俄译汉工作。那年,上外俄语系80多名毕业生,工作与俄语沾边的不到20人,终身没离开俄语的人不足十指之数。
参加工作后,又是"四清",又是下乡,业务能力强弱倒无关紧要。不久"文革"开 始,反修斗争战鼓擂。我们这帮俄文翻译常常半夜三更被叫到办公室: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航寄回的"苏修恶毒反华"长文,洋洋一两万言,当时没有复印机,只好一人一页,正反两面合2000余汉字,"无产阶级司令部"催着要,分秒必争,况且谁先译完谁就可以重返梦乡,第二天清早照样得"抓革命促生产"。久而久之, 练出了每小时译1000汉字的"巡航时速"。
幸亏我是在新华社,要是在小地方,给你扣上顶"苏修特务"的帽子那是没商量。 我在干校战天斗地那年,"林副统帅"已"嗝儿屁"了,学员被准许业余学外语。我用一年时间看完了2毛钱一堆买来的前苏联专家图书馆处理的俄文书。小说、剧本、名人传记、音乐专论......饥渴的肠胃狼吞虎咽。
在莫斯科的记者生涯
1978年,我首次到莫斯科分社当记者。当时中苏关系冷峻,国内学俄语的人越来越少,中国驻苏总共只有分社的4名记者,这八只眼睛是中国新闻界直面苏联的全部窗口。
几十种报刊、与"文革"相比丰富多彩的影视节目、街头无数的标语广告、严谨而罗嗦 的商品说明书......我掉进了俄语的汪洋大海。这时我才明白,不论你在国内俄文翻译中的口碑优劣,对俄罗斯人来说,你的俄语水平无非都是差!我跟他们聊天磕磕 巴巴,似乎压根就没学过俄语。于是,我在工作中抓紧一切机会学语言,不论到哪儿,随身带书报,随时找人聊,遇到不认识的词赶紧查,词典上没有的,求教俄罗 斯人,做成卡片。
使馆门口的岗警、修电传机的塔斯社技师、排队买香肠的市民,都是我的俄语教员。好在苏联人"政治化"不严重,不因中苏交恶而把中国人看成仇敌。我常有机会到苏联人家做客,接连几小时用俄语交谈。这对提高语言水平和了解驻在国情况非常有帮助。
当时我们住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使馆每周放一两部俄语原版故事片,需要自告奋勇者给 不懂俄语的馆员同声传译。这可是口译的最高境界,难度极大,但也是千金难买的练口语良机。我就硬着头皮上,为了不出太大的洋相,在口译头几部故事片前,尽量先找来文学剧本看一遍。几年下来,就连事先不知道内容的片子,也不会令我口译时汗流浃背了。
俄语迎来又一个春天
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俄语似乎要春回大地。但是两年后,苏联解体,俄 国抛弃社会主义,中俄关系似乎会进入低潮。然而,当时俄国经济凋敝,商品匮乏,很需要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中国货,大批俄国人来华采购、打工、旅游、访问, 许多中国人到俄国做生意,俄语翻译又成了抢手货,我的许多同学由此焕发了俄语的第二青春。
1996年,我第三次赴俄常驻。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记者既难当也好当:国内压的任务重了,每天有参加不完的新闻发布会,俄罗斯国内几十种报纸各有财团和政治背景,对同一件事的评价南辕北辙,俄语新增大量外来词,常常不知所云。但是,消息来源广了,采访限制少了,领导人活动透明度高,老百姓不怕接触外国人了。
在俄罗斯,我结识了不少俄罗斯知名学者和记者,至今仍保持往来。俄新社和外交与国防政策理事会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今年9月的瓦尔代政治学家论坛,同外国同行讨论宗教宽容、民主和人权等问题,并有幸与普京总统共进午餐,就俄罗斯治国方略和俄中关系前景当面向他讨教。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我终于能用俄语参加学术讨论了,至于俄语要讲得像普京总统那么漂亮,恐怕再有半世纪也不够。
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互派数千留学生,每年数百万旅游者来往,极大地拉近了普通人的距离。在莫斯科的高校、名胜和步行街,使用频率最高的外语除了英语就是汉语;在三亚的沙滩或北戴河的海鲜大排挡,讲得最多的外语是俄语。国内很容易 买到俄语音像制品,中国开了好几个俄文网站,至于俄罗斯的俄文网站,更是数以千计,现在学俄语的条件太理想了。然而,学俄语的人却比五六十年代少了,其中熟练掌握俄语的高级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相信2009年召开的"中国俄语年",能带来俄语的又一春。
盛世良,国务院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新华社助莫斯科分社分社长兼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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