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文化边缘状态的人群

作者：俄新网记者黄轶男

很久以前，我读过雷马克写的《凯旋门》。这本书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气，但是我想，这决不是因为它写得不好的缘故。而且读书不是买股票，不能可着有潜力的先来。当时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书中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很佩服他流亡巴黎时生活的勇气。后来又看了亨利·米勒自传式的《北回归线》，也是发生在巴黎的故事。尽管那里有一些所谓乌七八糟的东西，但我同样钦佩主人公那样说话的勇气。所谓钦佩，不是为别的，至少对于处在边缘的人来说，能有这样的勇气难能可贵，至少我怕是做不到的。

人在边缘，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生存状态。如果抛开物质和制度层面，单独就精神和意识层面而言，作为文化载体，人离开了原有的文化土壤，只能逐渐枯萎以至凋零。长期处在边缘状态的人群，最后的生存状态只能是两个字--活着。像纳博科夫写出《洛丽塔》这样的成就，只能是移植到另一个文化土壤上成功的个案。处在边缘的人群大多都有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但多数情况下这扇大门是紧闭着的。为了生存，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小社会。比如唐人街。

我的很多朋友都建立了跨国婚姻。这些婚姻很多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恰恰不是因为语言障碍和性格不合--深层原因还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村东头的小伙娶了村西头的姑娘做老婆，两个人不会有文化背景上的争执，甚至什么时候应该拉灯绳睡觉都用不着商量。虽然有时候地球也叫做村子，可是这个村子毕竟还很大，从东边到西边的距离还很远。这件事说明，如果两个人在什么时候拉灯绳睡觉这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那么显而易见，完全接纳另一种文化很困难，因为与生俱来的文化烙印不可能被磨灭。

由于存在着社会角色的预设，我们总是把处在文化边缘状态的人群归入到弱势群体里。比如一个年轻姑娘到饭店来找工作，老板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她做服务员，而另一位岁数大一些的大妈只能到后厨去刷碗，虽然老板还不清楚这两个人到底会干什么。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里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群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处于边缘状态。俄罗斯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唱家，叫做瓦赫坦·基卡比泽。基先生是格鲁吉亚人，说话带有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就像斯大林那样，但是这没妨碍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一次我看到他的采访记录，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俄语说得不好，你不要就因此以为他是个笨蛋--他还会讲自己的母语。如果基卡比泽生活在格鲁吉亚，他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就会叫人觉得很惊奇。因此我觉得，他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

拉灯绳睡觉的那个问题，通过协商或者强制手段解决是不行的。用强制手段改变人生活方式的想法，在两口子之间还好商量，大不了互相瞪眼吵架，拍桌打凳的闹一番；放大到整个社会范围就很危险。故而在一个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里，处在文化边缘的人群不应该有孤独感，就是一群人处在汪洋大海的一个孤岛上的那种感觉。如果这一群人执意要把自己流放到孤岛上，和外界隔离开来，那就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了。据我的观察，现代中国的社会里，已经很少有这种现象存在。这至少是社会前进发展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