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们认为，由于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出现的危机，数百万儿童面临受剥削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值得指出的是，从2000年开始，全球童工数量减少了9400万，20年来首次出现了童工使用率上升的危险。
首先，这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贫困率上升有关，发展中国家家庭被迫寻找各种途径生存下去。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们担忧，其中一个途径可能是使用童工。他们还指出，由于各国实施居家隔离政策，全球130个国家数十亿儿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即便是到了儿童返校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父母都会放孩子去上学。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截至目前，全世界共有1.52亿名儿童和少年被当作童工使用，这占5到17岁孩童的十分之一，其中6200万名童工生活在亚太地区。
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与广播电台采访的俄罗斯和中国专家认为，亚太地区童工使用率上升的风险是最小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莫夏科夫表示：“至于东南亚，这里的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拥有经过修订的法律体系和劳动关系体系。当然，那里存在使用童工的现象，但这未必会构成新的问题。自然，我们不知道新冠肺炎大流行会如何发展下去，可能会向极其负面的方向发展，但届时将出现有关经济增长和存在更合理经济的问题。在上述具体条件下，我看不到童工增加的威胁，因为整体而言，这些国家存在相当稳定的法律制度，也拥有相当多的熟练工人。”
此外，莫夏科夫认为，东南亚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比拉美国家或意大利轻得多。虽然经济问题相当重要，但这多半与全球贸易和疫情背景下的全球整体危机相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保筠也指出：“出现童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需要廉价劳动力。童工通常比成年劳动力价格便宜，且不会产生罢工等纠纷。在疫情使不少成年劳动力失去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将更加愿意从事报酬较低且辛苦的工作。若是成本差不多，企业恐怕并不会冒风险去雇佣童工。我个人认为，对于疫情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更应该担心东南亚国家儿童的教育问题。因为该地区本来教育水平就比较低下，现在疫情使更多的孩子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实际上才是对孩子身心各方面造成更大影响的一个值得担忧的因素。”
杨保筠还强调：“新冠疫情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那么实际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东南亚地区是否会因为新冠疫情而造成贫困化加剧，进而导致童工现象的复活或趋于严重。然而这一问题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出判断，毕竟疫情尚未结束，之后的经济发展谁也无法预测”。
杨保筠还指出，东南亚地区确实还存在着童工现象，各国由于发展水平、文化等因素不同，童工的比例和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归根结底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发展和贫困问题，因此扶贫或消灭贫困是最终解决童工问题的主要手段。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东南亚各国都关注到了童工问题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努力地发展经济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从法律层面来限制童工现象。
包括大型国际组织和地区社会政治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定期关注剥削童工的问题。比如：2019年年底，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政府、雇主和雇员组织代表，以及其他地区性机构代表在大会上制定了打击强制童工问题的计划。尽管问题严重，但莫夏科夫呼吁不要忘记亚太地区国家的一些文化特征，其中包括：和其他国家相比，这里的孩子很早就不被看作孩子了。
莫夏科夫指出：“在一些文化中，16岁的少年还被认为是孩子；而在其他文化中，12岁就被认为是能够养家糊口的成年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传统文化，只是这里的孩子开始挣钱的年龄比欧洲早得多。东南亚所有国家几乎都存在这种情况——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孩子们开始挣钱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基本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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