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使张振利律师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2019年12月，张振利律师前往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处理一起企业间仲裁案。案件是关于中白企业间买卖玉米联合收割机产生的争端。中国企业向白方购买了机械，依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可以在卖出设备之后将收入转给白方，而白方则根据白俄罗斯外贸结算不能超过180天的规定要求中方立即付款。这场争执的根源归根结底还是两国的法律规定和政策不同，两国企业依据各国的法律法规行事，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冲突。那么，中国的法律和俄语国家的法律有多少差别，差别在哪里？张振利律师给我们予以讲解：
“差异应该说确实挺多的。俄罗斯法律总体上来说比中国法律要先进。因为俄罗斯的《民法典》七编都已经出完了，就是整个《民法典》都出完了。《民法典》代表民事立法最高水平，而俄罗斯的《民法典》是世界大国里面最新的，06年最后一卷也出齐了，而且还有项创新：把《婚姻家庭法》放里边了，把《继承法》也放里边了，最重要的是把《知识产权法》也放里边了。这实际上对中国影响挺大的。中国现在正在探讨《民法典》，提出知识产权是不可以列入《民法典》里的，但它是一项民事权利。比如知识产权转让或者许可都是要收取费用的，它是以财产为标志的。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法律规定比较详细。一页或者两页纸都是同一个法条，这样更改就比较频繁，所以俄罗斯法律变更得非常快，有时候一天会变两次。但是也不是大变，法律原则、基本精神不会变，可能仅仅是一个术语变了，或者一个说法变了。中国从80年代开始准备立法，那时候立法的思想、精神就是’宜粗不宜细’，因为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市场经济的东西中国人没接触过，制定法条的时候如果规定得很细的话，也不知道规定得对不对，好不好，所以我们先模糊地规定一些，生活中再慢慢地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规定得太粗，一部法律没法实施。所以每次中国出台一部新法律，必须要有配套法规，配套法规一般指实施细则，或者是司法解释。”
“2010年中国某著名矿业企业的那个案子就是，该企业在04年、05年到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做一个金矿。他们和俄方的比例是50%对50%的股比，一开始做勘探，勘探主要是投钱。但是到了08年之后，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企业影响挺大的，好多企业突然就没钱了。和中方合作的那个企业呢，也是当地的一家龙头企业，叫阿穆尔公司。当时俄方没钱了，那中方也没法出钱。当时阿穆尔公司内部也发生一些变化，公司的人全都换了。这中间过程还挺曲折的。公司里规定股本是50对50，董事会8个人，也是4对4。对方就提出，公司的章程违法了，董事会是8个人，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单数，改成7个吧。于是俄方说了，公司在俄罗斯，我们得占4个，中方说这样也行，但我们得当董事长。但是，俄罗斯公司法里的董事长不像中国的董事长，中国的董事长一般是法定代表人，而在俄罗斯，董事长并没有什么实权。双方按约定修改章程，俄方4名，中方3名，中方是董事长。之后俄方就提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议题首先就是罢免董事长。俄方的做法从法律层面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最后俄方和中方商量说，要不你们就退出吧，我们赔一些钱。最后赔的钱差不多是中方投资的一半，因此可以说，投资失败了。双方和解了，就退出，官司也就不打了。”
这一案例也是由于两国法律规定的不同造成的。在这场分歧中，主要存在两个法律认识上的差异：首先，对董事长权限的界定不同——在俄罗斯，公司的董事长只负责召集董事会，而在中国，董事长有很大的权力，也经常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次，对矿业证是否是一项财产的理解不同，俄罗斯方面认为它不是一项财产，不能转让或买卖，子公司从母公司获取矿权证，只需重新办理即可，而中国方面则认为矿业证是财产的一种，可以买卖。 中国企业到俄投资，往往会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若在俄罗斯境内成立，必然就要根据当地的法律行事。中国的企业界人士若没有研究当地法律法规，或者向资深的律师咨询，想当然地按照中国的规定去理解，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类似的困境。然而，张律师介绍说，目前仍然有很多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直到出现问题，才认识到向法律顾问咨询的重要性。大型的央企、国企法律意识相对高一些，据张律师介绍，政府要求大型企业在做任何投资决策之前都要进行法律风险分析，投资失败的话会追究决策人的责任，而一些中小企业往往不会这样做。
“中小企业和国企相比更不喜欢用律师，中小企业的投资一般比较少，船小好调头，赚了就赚了，赔了就赔了。中小企业对律师也不是特别的信任。”
提到未来几年中俄企业间的发展趋势，张律师认为，未来中国对俄语国家的投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缓。不过近年来随着中俄关系升温，有相当数量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近一两年内，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也许会集中爆发出来。 可以说，缺乏法律意识同中国企业在俄投资碰壁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从这些失败的案例中也可以寻找其积极意义，为今后的对外投资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中国企业渐渐开始意识到法律研究对于开展贸易投资的重要性。中国政法大学于2003年成立了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俄罗斯的法律体系，翻译出版了《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俄罗斯联邦公司法》、《俄罗斯联邦经济特区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和与经济、环保、林业、高新产业和涉外相关的法规，这些都成为从事对俄贸易的法律指导文件。 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律所随着中国企业一块“走出去”，在国外建立分所，为在当地开展贸易和投资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境外权益保障。
“政府对这个方面也比较重视。从16、17年就开始让中国的律所’走出去’，以前的话中国（在国外）还没有律师，只能用国际所，比如美国、英国的国际大所。（现在）既然中国有律师的话，就让中国的律师跟着国企一起走出去，所以17年我就随北京律协的考察团考察国外，主要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19年年初，司法部和全国律协提出一个任务，即如何鼓励中国律所到国外去开分所。当时就分了任务，新疆律协负责中亚五国，北京负责俄罗斯，上海负责美国， 广东负责东南亚。必须做出报告，一份关于中国驻外的企业对法律的需求，一份关于中国的律师在国外的服务情况。12月9号和10号，中国主办的首届世界律师论坛在广州开幕，请了好多国家的司法部长，探讨了很多问题。趋势就是“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服务以及各个国家建立律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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