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算来，尤里·卡林诺维奇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超过了10年。这些，让他有可能成为很多事件的见证人。。。我有6次就近见到过毛泽东，和他有过直接的接触，尤里·卡林诺维奇回忆道。
1963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举行了一次会晤，这是两党之间唯一达到这样规模的谈判。这两个大党，当时是苏联和中国的执政党。谈判是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方代表团团长是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是谈判的翻译。显然，1963年两党之间的会晤在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无果而终。邓小平领导的中方代表团返回了北京。
当时，我正好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工作，尤里·卡林诺维奇继续说道。1959年到1965年期间，斯捷潘·契尔沃年科是驻华大使。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我个人认为，他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他却体面地完成了肩负的职责。按照外交礼宾要求，大使应到机场迎接从莫斯科返回的中国代表团。我是大使随行翻译，这样，我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可以再次感受他的性格和围绕他所形成的独特的气氛。
您可以想象一下，机场、跑道和候机楼。飞机跑道上只有一架飞机，就是那驾刚刚从莫斯科载着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行返回的飞机。这架飞机孤零零地停在候机楼的旁边，没有打开舱门、没有任何动静，似乎在平静中默默地等待着什么。
任何人都没有出现在跑道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走到户外去迎接邓小平。只有契尔沃年科大使和我，向飞机的方向走去。当我们和飞机尚有一段距离时环视周围，突然，在不太远的地方，在主楼的一个侧楼中打开了一扇小门，毛泽东从里面走了出来，只有他一个人，周围显得空荡而寂静，甚至连警卫也没有。然后我发现，那些警卫人员都藏在远处的树丛之中，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不让主席发现，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周围没有任何人的气氛。北京的夏天，闷热而难耐，甚至有种飞机跑道上的板油路要将人眼睛灼伤的感觉。
我感觉，他似乎有点失去了方向感，这样，我在犹豫之中紧走了几步，尤里·卡林诺维奇教授回忆道。他似乎还没有发现这架飞机，有种不知道如何走的样子。我走到他的面前，挽住他的胳膊，将他引到飞机的旁边，以迎接他的特使邓小平。在飞机旁边，契尔沃年科已经在那里等候。大使和毛泽东开始进行交谈，其中，他向毛泽东问候身体的情况。毛泽东回答说："还活着"。
可以看得出，主席很虚弱。他的身材有点向下萎缩，高大中显得臃肿无力。。。牙齿非常非常的不好。我后来看过材料，才知道他非常不喜欢刷牙。这样，毛泽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牙齿几乎是黑的。
值得补充的一点是，我感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完全没有弄明白是谁走到了他的面前。我将他引到站在飞机旁的契尔沃年科大使的身边。当然，他认识大使，但未必知道大使会出现在飞机场上，对他来说谁在这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管怎样，我想，他清楚地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肯定不是一位中国人。
那时，其他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候机楼中走出、是不能靠近飞机的。当毛泽东和大使已经走到从莫斯科飞来的飞机旁边，旋梯放下，候机楼的大门才打开了，迎接邓小平的人群从里面鱼贯而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邓小平、康生和整个代表团的团员们从飞机中走了出来。迎接仪式开始了：毛泽东迎接了完成他交付的任务、完成他意志的政治家、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针对苏联路线的邓小平。这条路线就是要让两国人民分开、让他们进行对抗。
尤里·卡林诺维奇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强调，从某种程度来说，毛泽东在一些情况下、在一些正式场合上，似乎是一位生活在真空中的孤家寡人，似乎是宇宙中孤独的使者，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似乎都不存在。这就是似远又近的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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