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已经对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立场问题开始进行重新评价。在1986年5月稍晚的时候，在苏联外交部一些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经宣布，对我们来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睦邻关系和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很快，为总书记访华一事开始进行具体的筹备工作。据在北京时任特使参赞的弗拉基米尔·费多托夫回忆，他本人有幸参与了这一进程。
访问是在预设的1989年5月15日到18日进行的。对于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次访问堪称是一件让大家乱成一团的大事。首先，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罗加乔夫（罗高寿）率领的工作组抵达北京，对最终的联合公报文本进行“精加工”。然后，一整队的保镖、通讯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专家也纷纷抵达。
据费多托夫回忆，北京从4月份开始的难以预见的学潮使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变得异常复杂。在苏联最高领导人访问北京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真正的“人民的海洋”。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更改自己告别新闻发布会的地址。很明显，中方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家们感到非常的窘迫。
按照北京方面的礼宾要求，如此高规格的官方代表团正式会晤不是在机场、而是在人民大会堂前广场举行。但是，因北京爆发的学潮致使与戈尔巴乔夫一行的会晤只能在机场进行，并且整个过程显得即匆忙又简短。
当戈尔巴乔夫走出专机，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据弗拉基米尔·费多托夫回忆，戈尔巴乔夫确实非同寻常，在中国发生严重社会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他依然精神饱满、充满善意，并对中国伙伴们表达出足够的尊重。可以说，对谈判进行总结的新闻发布会，是戈尔巴乔夫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最富有内容和最富有色彩的发布会之一。任何一位西方国家的记者都未能就中国内政的问题从他那里抓住任何话柄，苏联总统总是能够很自然地向他们建议，就这些问题可以从中国同行们那里去了解。
显然，本次访问的核心会晤是和邓小平于5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谈判。那些喜欢究根问底儿的记者们发现，两位领袖之间没有拥抱，但他们握手的时间却有一分半钟之多。第二天，人民日报对这次会晤进行了通报。报道中引用了邓小平的总结性话语：“忘记过去，开辟未来”。
会晤中，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当天晚上，他应和赵紫阳举行会晤，这意味着两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在自己极为宽泛的谈话内容中，邓小平说，中苏双方在很长时间里所进行的斗争，根据近20年的经验，可以说，双方都对对方说了很多空话。同时，他还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似乎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苏联也曾“窃取”过一些中国领土。
据出席会晤的苏联参赞弗拉基米尔·费多托夫回忆，戈尔巴乔夫略带警觉地听着邓小平大段的独白，只是在对方略作停顿时才插上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关于不久前发生的一切，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有错误和有责任的成分，至于那些相距久远的事情，那都是历史造成的。重新提起领土问题和再划边界，将会引起世界动荡和冲突。
邓小平回答说：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忘记过去。我说这些话，是想让苏联的同志们明白，我们是如何理解“过去”的，在我的话中，究竟蕴含着什么。弗拉基米尔·费多托夫认为，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意味着中苏关系的完全正常化，这才是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实质，至于其它方面，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颇值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曾否定了他随行人员中一些极端顾问的建议。他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在天安门广场向示威群众发表演讲。其实，在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这么做的话，这种愿望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可笑的愚昧与无知。因此，后来一些俄罗斯报纸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说什么戈尔巴乔夫在面临无事可做、快要退休的当口，在中国示威大学生的面前有要进行演讲的强烈欲望。说什么，他很遗憾，没能这样做。我做为当事人，可以坦诚地说，戈尔巴乔夫在其中国之行中，没有产生过任何这样的丝毫愿望。费多托夫回忆说。
费多托夫认为，那些曾向苏联总统建议因天安门广场事件而取消访问的人是错误的。中苏关系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停滞与恶化，恢复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推迟访问了。他访华的意义不在于参加谈判，而在于要在最高层会晤上宣布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戈尔巴乔夫赴华访问的决策是正确的，而且，一切也已经瓜熟蒂落。那些坚持建议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的政治家和外交官们，在两个伟大邻居关系的恢复过程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篇是《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20世纪的中俄关系：通向睦邻的艰难之路”系列栏目中的最后一篇。20世纪的中苏、中俄关系，简单中蕴涵着复杂、平静中充满了跌宕。两个伟大邻居，最终拨云见日，在跌荡起伏之中找到了通向睦邻的友好之路。这些，都源于我们所拥有的这段共同历史。我们希望，这些历史直接见证人的回忆，能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感知、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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