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洛夫发送的电报和呈递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斯大林的政治决策。斯大林对中国的领袖们并不信任，认为他们只是暂时和在某种形式的压力下才同意与苏联的结盟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常常留在了纸面上。
据弗拉基米洛夫观察，毛泽东对斯大林是一种复杂的心态，从外表看来，他对斯大林过于尊重甚至是敬仰，但另一方面又有责怪和不满之处。当苏联遭受德国军队的入侵、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对苏联表示不满，认为苏联没能供应武器、或者没能如他们的愿望供应武器。此外，毛泽东使用这些武器与其说是与日本作战，还不如说是为了在国内夺权而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1941年7月，莫斯科向中共提出要求，在苏联边界对集结的日军进行打击，尤其要摧毁铁路的正常运转。。。但是，中共领导人却并没有去完成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弗拉基米洛夫这样写道。他认为，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有可能在特区偷安整休。这种的逃避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未来如何解决是无所谓的事情。
1942年7月29日，弗拉基米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做出轻蔑的回应。关于斯大林，他在不掩饰轻蔑的态度时宣布：‘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国，但他却对所有问题进行评论。他关于我们革命的所谓方针都是荒诞的废话。’而且，中共中央主席本人对苏联的印象也非常的模糊。他从未到过苏联，我感觉，他还以此为荣。弗拉基米洛夫强调说。所有发生在我国的一切，他都不感兴趣。他只对苏德战场的情况感兴趣。在1949年10月到12月莫斯科保卫战战事正酣的时候，中共中央主席宣布：‘你看，斯大林的空谈到了什么程度，再无退路了！看一下，这位领袖现在莫斯科如何空谈’。”
1942年9月到10月，来自莫斯科的联络员根据自己对前线的观察认为，中共与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带有强烈的消极特性。这不是正规军的战争，而是一些游击队的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将日本侵略者捆绑在北部地区方面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这是不争的事实。莫斯科所有关于向中共领导人发动阻碍日本人侵苏战争方面的请求都无果而终。
1943年2月，弗拉基米洛夫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将苏联不是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盟友和朋友，而是看成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利用的同路人。” 弗拉基米洛夫还写道：“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针对苏联的态度也让人感到惊奇。总是隐藏着不满，认为苏联不向特区提供武器、弹药或者其它各种各样的物品。在这方面，他们或者不明白或者不想理解，我国人民正在开展历史上极为残酷的战争，苏联人民在流血，苏联的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对于苏联来说，提供任何的帮助，都会加大负担，而且，在没有这种负担的情况下经济也几近崩溃。但延安，却将苏联看成是一个无底的大桶，可以从中汲取、而且需要从中吸取各种形式的物资。但即使在这些困难大的年代，我国也向中共领导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外汇帮助。这种帮助是竭尽全力的帮助。我本人是此类援助活动的见证人。毛泽东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他本人就曾获得过数目庞大的资金。。。”
当苏联在与德国进行的战争中取得一些胜利的时候，毛泽东马上做出了反应。1943年11月，他下令改变对苏联驻延安代表的态度。弗拉基米洛夫回忆道：“我们的红军越是取得胜利，中共领导人就越是不断地对与苏联的友谊进行着保证。每一天我都能听到各种祝词，但这些发表祝词的人昨天还在对我们的困境进行着嘲笑。而康生也马上取消了对我的监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真实姓名是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出生于1905年，1938年，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科毕业。他曾经以塔斯社的记者身份在中国工作，同时，他还肩负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部门交付的任务。他在中国的姓名是孙平，于1952年去世。）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32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