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代表团由8名最大反对党民主党成员组成。韩国议员为为期三天的访问中计划在北京同政府官员会面，包括外长王毅，还将同专家们见面。《韩国时报》称，议员将努力让北京息怒，缓解中方对韩方因此施加的压力。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在吉林大学任教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孙兴杰的话报道称，这也许是个商业决定，但大家都知道，中国行动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什么。孙兴杰警告说，两国经济上的紧密关系很有
可能会进一步受到外交关系紧张的影响。就2016年而言，中国仍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在2016年初一举挤掉日本，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经贸关系因政治关系降至战后最低水平而出现大跌。
观察家们认为，中日关系的冷淡才是中日韩峰会未能像日方作为组织者建议的那样如期举行的主要原因之一。2016年12月19-20日曾被定为可能举行的日子。但三方背着沉重的包袱走入了2017年。暂时还看不到能在东京提议的2月10日举行的迹象。
似乎近期也未必能消除北京对萨德问题的担忧。何况首尔高层的不稳定性以及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团队外交政策的不明确性，更不是消除这种担忧的前提。因此可以推测，北京很有可能近期不会对日本推迟峰会的建议做出明确回应。
还有一个不久前重新让中日关系紧张的问题。这就是，日本国防预算连续四年攀升，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必须对“中国威胁”作出反应。新年前夕，就在宣布三国峰会举行的新的日子后，日本政府批准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国防预算。将从2017年4月执行。预算高于去年1.4%。日本军事开支也因此从2012年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以来连续
五年递增。日方表示，扩大预算是因为日中东海岛屿争端引起的关系紧张不断上升，以及朝鲜的核威胁。远东研究所日本问题专家基斯塔诺夫就此评论道：“中国在自己的地区战略中，尤其是在东亚，当然会考虑到这一点。这自然也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影响。紧张也会升级，但我认为，理智会占上风，这种形势不会导致战争冲突。”
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拉林指出，“日本认为自己需要资金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但中国则认为这是对自己极其不利的事实。何况日本背后还有美国的实力。显然，日本的这些步骤是与美国维护自己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地位和军事存在的努力是同步的。因此这里未必能期待中方会做出什么平和的反应。总之，这是能导致东亚紧张升级的一个步骤。”
黑龙江省社科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笪志刚在回答时至今日是否已经消除影响三方举行峰会的障碍时回答说：“这些障碍并没有消除。例如萨德问题，韩国军方此前已经表态，该国将在今年5月前部署完毕。关于日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这已经是日本和欧盟共同做出的定论。我个人认为，日本提议2017年2月举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之初的执政方向以外交为主，在推出“安倍经济学”后以发展经济为主。近日安倍访问了夏威夷珍珠港，这折射出一个重要信号——随着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变化，安倍晋三今年又要进入一个以外交为主要方向的年头。从这个角度看，安倍与奥巴马的最后一次会谈以及日美之间的一系列和解，都将被日本视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谋求和解的范例。
“如果安倍将2017年定义为新的外交之年，这将与上任初期宣扬的所谓‘俯瞰地球仪’式的外交策略一脉相承，日本今年将以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为重点。例如，去年年底，日韩已经签署了慰安妇问题和解协议及《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可以说，日美和解的其中一个重要外交战略意图就是——将日美和解的模式向日韩关系和中日关系渗透。日本此次提出2月份中召开日韩峰会，不仅是商讨三国经贸、区域合作问题，也是希望利用日美和解的模式，加大对中日韩三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希望各方尽释前嫌。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在日美和解问题上，实际上没有付出很大代价，日方并没有谢罪、道歉和反省。
“至于萨德部署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并没有消除。萨德问题在中韩之间未来依然是敏感问题。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态了，这对中日关系的冲击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化。但是，中日之间一直存在的原则性问题，如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不会像日美和解一样轻易消除。日本想借中日韩峰会的举行，以日美和解模式推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的和解，难度是很大的。不过中日韩三国峰会如果能够顺利召开，至少说明一点——日本对韩国的外交已经进入了‘后朴槿惠时代’，随着韩国内政局的变化，对日本而言，再漫长地等待朴槿惠事件尘埃落定，已经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了。因此日本提议加快推动中日韩峰会的召开，为推行本国的外交政策谋求更好的时机。”
中日韩峰会从2008年开始举行，曾在2013、2014和2016年中断。2017年能否结束中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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