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斯担心,世贸组织曾几何时是国际贸易监管示范机制,而今却更像是一个装饰性的组织。她说,世贸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陷入困境。她尤其强调有必要改革世贸组织。特拉斯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应将重要的角色划拨分配给美国。
美国在瘫痪世贸组织活动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小作用。比如,正是因为华盛顿多次冻结上诉机构仲裁法官的任命,这项架构最终处于瘫痪状态。美国对本国行动的解释是上诉机构破坏了上诉审理的既定时限,整体而言世贸组织不顾美国的批评,仍在继续有悖规则的作法。其中包括,世贸组织应该重新审议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停止向中国提供相应优惠。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当政期间威胁说,如果后来不进行彻底改革,美国就退出世贸组织。
现在英国也持相似立场。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强调,世贸组织成立时,中国经济仅占美国经济的10%。但她说,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她指出,如果世贸组织不按应有方式进行改革,那么各国将找到贸易发展的替代性机制。中国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副教授李思奇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世贸组织确实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但她强调,问题绝对不在于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
“WTO的三大机制为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当前在这三个方面WTO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我认为WTO若要重新散发活力,或者保证自己在国际贸易治理框架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需要从这三方面入手。多边贸易谈判机制的主要问题是协商一致原则和谈判形式不是特别有效,对此中国也是积极参与了很多在WTO框架下的诸边倡议,比如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等。我想诸边谈判可能是当下或者未来解决 WTO多边谈判机制停滞的一个重要举措;争端解决机制的瘫痪肇始于美国对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的阻挠。在这方面,中国、欧盟等WTO成员成立了临时的上诉仲裁机制,以在上诉机构瘫痪期间履行上诉仲裁的职能;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与成员方的通报义务履行不佳,以及贸易政策审议报告执行力太弱有关系。为此中国实际上也在增强 WTO透明度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举措。可以说在这三方面,中国不仅不是WTO改革的问题所在,反而是发挥了建设性力量”。
世贸组织不存在界定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严格标准,《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仅仅具有建议性质。大多国家在入世时自己负责界定本国的地位。比如,中国入世时对本国的界定是发展中国家,由此中国不仅获得了某些优惠,而且还因此拒绝其它成员国把中国当发达国家对待。何况,一些成员国最初在世贸组织内以发展中国家行事,但随后哪怕是本国地位已经更改为“发达国家”,却仍像过去一样继续享受某些优惠,李思奇指出:
“‘特殊与差别待遇’不仅针对发展中成员,而是谈判各方根据自身情况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博弈的过程。中国当初在加入WTO时就只是享有部分优惠待遇,包括发达成员国在多边谈判中也有一些灵活性的处理。所以这种灵活性是根据各个成员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不应该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结合在一起”。
即便推测现行机构将正常运转,但世贸组织仍然无法完全符合国际贸易的当代要求。正如特拉斯所说的那样,世贸组织对数字贸易和数据贸易没有明确规则。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这方面在新形势下变得越来越具有迫切意义。实际上,世贸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今年3月,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已经履新。恩戈齐此前曾担任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她以在尼日利亚开展彻底改革的坚定立场而闻名于世。她在履新后立刻表示,自己曾写过一本关于改革尼日利亚运转不佳机构的书叫《改革不可改革的》,可用在当前的世贸组织改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