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因对华政策被本国企业起诉

特朗普参加2016年首次大选时曾许诺再次让美国变得伟大。他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个概念理解为让美国重返世界工业中心地位。特朗普说，美国的失业和社会问题与就业岗位短缺有关。按照美国总统的说法，这些岗位被中国夺走，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反华言论从此铺天而来。特朗普首先发动了贸易战，称美中贸易存在巨大失衡。之后反华又转移到技术层面。美国现政府认为：中国经济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而繁荣发展的，因为美国让中国将其许多生产和自身技术外包。今天，已经不是美国，而且中国正在成为不仅生产而且技术创新的世界中心。特朗普认为，对华企业的贸易关税和行政壁垒应该为美国公司再次繁荣创造竞争优势。

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的确，许多美国公司，例如英特尔或苹果公司，都将制造业外包给了中国。但这是出于经济效率的原因。不可否认，40多年来中国已经建立了雄厚的制造基础设施，并牢固地参与到了世界价值链之中。因此，即使美国征收高额关税，把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根本无利可图。难怪中国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中国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的公司打算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美国。14％的企业准备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超过80％的接受调查的公司不打算做任何改变。

美国公司目前的不满还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解释：中国出口的全部产品中约有一半是用于制成品的中间产品。因此，即使是那些不在中国制造商品的制造商，也仍然依赖中国零件的供应。而特朗普政府征收的关税为其增加了成本。此外，它们最初只被征收12个月，但征税措施至今有效。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公司在诉讼中都强调关税的影响超出了先前设定的期限。

今天中美关系常被称为新的“冷战”，美国媒体也在大谈两国经济和政治完全脱钩的可能性。然而事实是，从经贸角度看，苏联与美国的联系不紧密。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美间的商业联系网络已经建立。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密集的网络，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打破。正如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俄罗斯亚太地区计划负责人亚历山大·加布耶夫指出的那样，中美经济的完全脱钩绝对不是短期或中期的问题。

他说：“无疑中美两国经济在结构上紧密相关。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也因此间接支持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使美国能够为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在技​​术层面上，还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美国发明的东西是中国制造的。相反，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部件。按照中方的说法，美国公司每年在中国的收入约为700亿美元。中国市场对不同的美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有些公司与中国市场紧密相关，既有像苹果这样的民用企业，也有波音这类与军工联合体有联系的公司。”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认为，有几个因素为两国经济的脱钩创造了条件。首先，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间增长了10倍，今年已超过1万美元。中国在这一指标上领先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该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增长。因此，一些公司正在考虑将印度或东南亚国家作为替代生产基地。此外，冠状病毒大流行还表明，在一个国家中进行隔离会带来更多风险。例如，当武汉被隔离时，苹果公司就说其产量急剧下降，因为制造公司产品的工厂就位于武汉。最后一点，中国本地公司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与之竞争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从长远来看，美国公司将尽量不要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中国出现了非常成功的公司，这些公司与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但也利用这一机会对竞争对手施加了市场限制，并主导了中国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华美国公司的蛋糕规模虽然仍然很大，但正在迅速变小。他们的预测是悲观的。还有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因素；如果拜登赢得大选，这些政治因素也可能来自拜登，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影响经济，还影响地缘政治。”

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认为，未来极有可能出现贸易两极分化。将创建互斥区域，例如TPP。将有以美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中心之分。其他国家将来只能选择加入哪个集团以及按照谁的规则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本身不会放弃中国而去满足美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因此在经济游说团体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的反华言论可能会降温。已有先例：美国在2019年对华为实施的制裁时禁止美国合作伙伴提供组件供应，但由于美国企业不准备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个每年带来超过100亿美元收入的客户，因此禁令一再被推迟实施。现在美国公司继续争取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权力，并向美国商务部申请了临时许可证。当前的诉讼是又一个可能减慢两个经济体脱钩的措施。尽管脱钩是一种客观趋势——无论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脱钩趋势都将继续下去，但美国公司将必须在两种系统间取得平衡，以实现任何企业家的主要目标——自己利润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