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21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总数预计为909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因受新冠病毒大流行（Covid-19）影响，2020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很多人毕业后都面临就业问题。
许多公司当时缩减人员规模、停止招聘或裁员。猎聘网（Liepin.com）的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有33.33%的企业缩减人员规模。此外，许多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裁减了与培训员工相关的运营支出，因此他们聘请了有经验的员工。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的失业率从未大大高于4%，部分原因可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充分就业政策”来解释。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项指标在各个地区存在严重差异。截至2019年，中国东北地区失业率明显高于南方地区。2019年，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失业率仅为1.3%，而辽宁省的失业率则为4.2%。
除了失业率，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活跃度最常用的指标是GDP增速和通货膨胀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2年中国GDP增速将大约放缓至5.6%左右。然而，中国当局优先关注创造就业岗位，计划今年增加超过1100万个新就业岗位，并确保GDP增速超过6%。
“中国目前的理念是为人们提供就业岗位，而不是吸引他们参加工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伯特霍夫曼在接受华尔街采访时表示。他曾在中国世界银行担任领导职务九年。
2021年会是“最难就业季”吗？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卫星通讯社，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在正常范围内，应该不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
“每年差不多都是这个规模，约有30万左右的差别。对于毕业生来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和市场有一个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业问题，它不是一种纯市场的、纯社会的行为，它是有计划的特色，其实有一定量的学生不能完全就业是正常的，所以国家应该给这些学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程方平教授指出。
程方平认为，“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远不如白领”的观念根深蒂固，极大地妨碍就业。这种社会刻板印象妨碍毕业生找工作以及求职者选择职业。
“白领和蓝领相比，并不是说蓝领的地位就低，这是我们其实需要改变的。社会要先改变，大学生才能改变。”
就业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不愿意在农业部门工作或帮助西部整体的发展。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政策的倾斜，吸引人过去，或者吸引企业过去？我觉得不能把就业问题都压在学校。现在这个压力压在学校，学校有时候就会报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可能有‘泡沫’” ，程方平抱怨说。
一方面，可以理解他们——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2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6万元。
根据2020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约有9.02亿人居住在城镇地区，5.1亿人居住在农村地区。
2021届毕业生该如何应对？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院冯帅章）在文章中写道，即使是失业，也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专业选择错误会对一个人的未来产生更糟糕的影响。
“如果为了就业而就业，匆匆忙忙进入一段完全不合适的雇佣关系，一方面可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会削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冯帅章写道。
程方平不完全同意同行的意见：“即便没有工作，也不要有很大压力。但是，这正好反映了我们大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生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去就业，不知道怎么去做准备，比如实习或者参加社会公益事业。”
程方平认为，就业的问题在于，学生们往往长期生活在真空中，不了解现实生活、竞争和找工作的全部细微处。
“我们国家的劳动教育或者职业素养教育，从小学就应该开始培养。我们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都还是“书呆子”型的。应该让他们到社会上去体验生活，不能只在学校读书。如果18岁以后什么事还都得被哄着，让老师、家长给他做计划，这就是一个很傻的事情” ，程方平指出。
为“成年人的生活”进行专门训练可能是解决失业问题道路上的一大步骤。
“第一，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认识真实的生活。
第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里，过去学生们的就业太偏第三产业了，二产和一产也就是工业和农业这块其实是有大量的吸纳就业的机会，但是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去干这些事，这也要调整。”
程方平还认为，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自主创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他说：“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它通过孵化器让学理科工科，包括文科的，有创造能力的学生自己去创业。自己去创业不是靠家长拿钱支持，是通过贷款。”
按照研究型数据统计公司Statista的预测，到2026年，中国的失业率将进一步下降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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