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战争在每个家庭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深重的痕迹。隐藏在这些话语后面的是——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的苦难与丧亲之痛。骄傲、正义与记忆。
对我的双亲来说，战争——是被封锁的列宁格勒的可怕苦痛，当时我两岁的弟弟维嘉死去，妈妈却奇迹般活了下来。父亲有留下证，他却志愿保卫故乡城市。他在“涅瓦皮亚塔乔克”进攻基地战斗，受重伤。这些年代逝去得越久，与父母交谈、更详细了解他们生命中的战争时期的必要性就越大。但已经无法再询问什么，因此我在心中虔诚地珍藏着与双亲关于这个话题的谈话。
对我和我的同龄人来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子女、孙子女、重孙子女明白，他们的先辈们到底经历过何种考验和痛苦。他们怎样、又为何能够经受得住且获得胜利？他们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的、为之叹服的、真正如钢铁般的心劲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的，他们是在保卫家园、孩子、亲属和家人。但把所有人连结起来的是对祖国的热爱。这种深沉的个体的感觉淋漓尽致地反映在我们民族的实质本身中，成为我们民族英勇忘我抗击纳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我经常自问一个问题：当前的一代人在危机情况下将怎么表现，怎么行动？年轻的医生、护士，有时还是昨日的大学生就在我的眼前赶赴“红色地带”救人。我们的军人在北高加索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时、在叙利亚死守时，——尚且还是年轻的孩子！但他们所有人都展现出，他们配得上在二战期间曾经保卫我们祖国的战士们所建立的功勋。
自我牺牲精神、爱国主义、对故土家园的热爱、对家人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这些价值观直到今天依然是俄罗斯社会的基础与核心价值观。根据最严格的要求，我国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些价值观的支撑。
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些诸如“不朽军团”等诞生于民间的新传统。这是我们感恩记忆的游行，是代际鲜活联系的游行。千百万人高举粉碎纳粹的家属肖像参加游行。
我不止一次与世界各国领袖讨论过这种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去年年底，在独联体成员国峰会上，我们所有人在一件事情上意见统一：重要的是向后代们传递首先是苏联人民、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们战胜纳粹的记忆。当时我与同僚们还谈到了艰难的战前时期。
这次谈话在欧洲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些政治家们按照习惯急于声明，俄罗斯试图篡改历史。但在此情况下，他们却无法拿出共同的事实来反驳、无法举出一个论据来反驳。自然，对正本文件提出争议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正本文件不仅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也保存在外国档案中。
因此有必要继续分析导致世界大战的各种原因，思考世界大战的艰难事件、悲剧、胜利，以及教训。在这里，只依据档案材料和同时代人的证据，排除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推测，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
我再次提醒一个明显的事情：二战的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战后所作的各种决议。《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成为德国遭受深重不公的标志。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削弱德国，德国必须耗尽本国经济，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一战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有先见之明地描述凡尔赛：“这不是和平，这是为期20年的和解”。
正是民族屈辱孕育了德国极端主义情绪和复仇主义情绪滋长的环境。纳粹有能力玩弄人们这些感情、建立自己的宣传、承诺使德国避免“凡尔赛的后果”、恢复昔日荣光，而实际上，却是把德国人民推向了一场新战争。离奇的是，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这一切的发生，首先是英国和美国。西方国家的金融界和工业界相当积极地向生产军用产品的德国轻工业厂和重工业厂投资。而在贵族和政治建制派中，有不少极端、极右翼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在德国和欧洲积蓄力量。
凡尔赛的“世界体系”引发了大量隐藏的矛盾和明显的冲突。其基础是——一战战胜国随意指定欧洲新成立国家的边界。几乎就是在这些国家在地图上出现后不久，领土争端和互相索赔就开始了。
一战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国联）的建立。各国都曾对国联维持长久和平寄予厚望。
但由战胜国英国、法国主导的国联效率低下。在国联内部，甚至整体而言在欧洲大陆，一直忽视苏联关于建立集体安全平等体系的多次呼吁，其中包括签订能够制止侵略的东欧和太平洋公约。
国联无法预防世界不同部分的冲突，比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全面侵华、1938年德国强迫合并奥地利的行动。而在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外英法两国领导人也参加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的情况下，国联理事会完全赞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有鉴于此，我注意到，与许多时任欧洲领导人不同的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没有因与希特勒举行私人会晤而使名声受到玷污，而希特勒当时在西方圈子中被公认为是一个完全可敬的政治家，是欧洲各国首都的座上宾。
波兰与德国共同行动，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此前就就一起决定了，谁将侵吞捷克斯洛伐克的哪片领土。波兰清楚，没有希特勒的支持，它的侵略计划注定失败。
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是残忍的、厚颜无耻的。《慕尼黑协定》甚至摧毁了欧洲大陆上那些仅存的形式上的脆弱保障，这表明，相互协议一文不值。《慕尼黑协定》正是那个扳机，之后欧洲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的欧洲政治家们，首先是波兰领导人，意欲“故意不提”慕尼黑。为什么？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曾经支持《慕尼黑协定》、背叛了自己的责任，一些国家甚至参与了分赃，还因为一旦回忆起在1938年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只有苏联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就有点令人难为情。
苏联从自己的国际责任出发，其中包括《苏法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在内，试图预防悲剧的发生。而波兰则追求本国利益，竭力阻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
英国，以及当时身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主要盟友的法国都倾向于宰割这个东欧国家。不仅仅是抛弃，而是把纳粹的意图引向东方，从而使德国和苏联不可避免地相遇，尔后互相削弱。
西方的“绥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正在于此。不仅对第三帝国是这样，对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也是这样。1939年夏天的英日《有田-克莱琪协议》（Craigie-Arita Formula）是“绥靖政策”在远东的最高潮，该协议授予东京在中国行动自由。欧洲列强不想承认德国及其盟国对全世界有何致命危险，期待战争绕过他们国家。
《慕尼黑协定》向苏联表明，西方国家在解决安全问题时不会考虑苏联的利益，而且一有机会就可能结成反苏阵线。
与此同时，苏联竭尽全力努力利用任何机会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我重复一下，哪怕是西方国家采取了两面派立场。这样，苏联领导层从侦察机构那里获得了1939年夏天英德幕后接触的具体情报。我注意到：英德幕后接触进行得相当紧张，而且几乎是在与法英苏代表三方谈判的同时进行的，相反，西方伙伴们有意识地拖延法英苏代表三方谈判。有鉴于此，我举出英国档案文件为例来说明问题——这是曾经于1939年8月到访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其中直接说，代表团应该“非常缓慢地开展谈判”；“英国政府不准备承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限制我们行动自由的详细写明的责任”。我还注意到：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同，率领苏联代表团的红军最高领导，拥有“就组织英、法、苏军事防御抗击欧洲侵略的问题签订军事公约”的所有必要全权。
波兰在谈判失败中起了自己的作用，因为波兰不想对苏联方面承担任何责任。哪怕是在西方盟国的压力下，波兰领导层都拒绝在抗击法西斯德国的军队时与苏联红军共同行动。
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几乎是欧洲国家中最后一个这么做的。而且是在遭遇两个前线作战的现实危险的背景下——在西方与德国作战，在东方与日本作战。当时在蒙古哈勒欣河上已经在进行紧张战斗。
斯大林及其同僚应该受到许多公正的指责。我们记得体制对本国人民的罪行，记得大规模迫害的恐惧。苏联领导层看到，各方试图把苏联剩下来，与德国及其盟国一对一对决，因此在意识到这种现实危险后立刻行动，以便赢得巩固本国国防的宝贵时机。
由于当时所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称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现在针对当代俄罗斯有许多议论和要求。是的，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苏联对所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予了法律和道德评价。在1989年12月24日的最高苏维埃决议中，正式谴责秘密外交议定书是一点都不能反映“对这项阴谋不负责任的苏联人民的意志”的“私人权力文书”。
与此同时，其它国家倾向于不回忆带有纳粹分子和西方政治家签名的多个协定书。更不用提对这种合作进行法律或政治评价了，其中包括与纳粹分子野蛮计划达成沉默妥协，直至直接表扬他们的一些欧洲活动家。
我们还不知道，一些国家是否与纳粹分子存在任何“秘密议定书”及协议书附件。有关英德秘密谈判的资料至今没有解密。因此我们呼吁各国开始公开档案、公布以前未知的有关战前和战时的文件，像俄罗斯最近这些年在做的那样。在此背景下我们愿开展广泛合作，开展有史学家参与的联合研究项目。我可以负责地说，没有可证实苏联曾想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种猜测的档案资料。
但让我们回到二战爆发前发生的事件上。如果相信希特勒在搞定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会再次提出领土要求，那就太幼稚了。这次他是对自己不久前在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时的同谋——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借口同样是《凡尔赛和约》的遗产——所谓波兰但泽走廊（Danzig Corridor）的命运。接下去发生的波兰悲剧——完全就是时任波兰领导层的责任，他们妨碍结成英法苏军事联盟，对西方伙伴国的援助寄于极大的厚望。
尽管波兰军队进行了激烈的英勇抵抗，但在战争爆发一周后的1939年9月8日，德国军队已经抵达通往华沙的要冲。波兰军事政治高层人物在9月17日前逃到了罗马尼亚境内。
西方盟国辜负了波兰的希望。在德国宣战后，法国军队向德国境内腹地推进了区区几十公里。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只像是展示积极行动。更何况，英法最高军事委员会首次于1939年9月12日在法国阿布维尔（Abbeville）聚首，通过了由于波兰事态快速发展而完全终止进攻的决议。事实俱在——英法方面直接背叛对波兰的责任。
我曾经请求从档案中翻阅与苏德两国在1939年8月和9月紧张日子的接触有关的全部材料库。文件表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第2条规定，在隶属波兰国家的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革的情况下，两国的利益范围边界应该“大致沿着纳雷夫河（Narew）、维斯瓦河（Vistula）和萨纳河（Sana）的河岸线划分”。换句话说，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不仅有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也包括位于布格河（Narew）与维斯拉河（Vistula）河间地带的历史上属于波兰的土地。
在1939年9月初进攻波兰后，柏林立刻坚决多次呼吁莫斯科加入军事行动。苏联领导层忽视类似呼吁，希望推迟军事行动。
只有在很明白，英法两国不会争取帮助自己的盟国，而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则能够快速占领整个波兰，并几乎到达通往明斯克的要冲后，才决定让红军在9月17日早晨往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当前领土部分进行军事集结。
没有剩下其它方案。否则对苏联的风险将上升多倍，因为苏波老边界距离明斯克只有几十公里远。
正是因为苏联直到最后都在争取避免卷入正在燃烧起来的冲突，不想站在德国一边，才导致苏德军队的实际交火发生得比《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规定的要靠东的多。
1939年9月，苏联领导层有机会把苏联西部边界进一步向西推移，直到华沙，但最后决定不这么做。
德国人建议把新的边界现状固定下来。1939年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以及改变国界的秘密议定书。此举承认分界线，两国军队事实上就驻扎在那里。
1939年秋天，在解决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国防任务时，苏联开始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合并的过程。这三个国家加入苏联是在条约的基础上，在当选政府的同意下实现的。这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和国家法准则。
局外人所看不到的外交和军事政治斗争、谍报工作在这几个月内没有停止。莫斯科清楚，没有任何理由把那些年的正式礼宾照会看作是苏德“友谊”的证据。苏联不仅与德国，也与其它国家开展积极的贸易和技术接触。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一次次地试图把苏联拖入到与英国的对抗中，但苏联领导层没有听从这些劝告。
1940年11月，希特勒在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最后一次试图劝说苏联加入联合行动。但莫洛托夫精准地完成了斯大林的指示，就德国人有意让苏联加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0年9月签署的针对英国和美国的《三国公约》的想法，仅局限于一般性的交谈。11月25日，苏联政府正式向柏林提出对纳粹来说无法接受的条件，其中包括从芬兰撤出德国军队、苏联和保加利亚等一系列国家互助条约。通过这些方式，有意识地为自己排除了任何加入《公约》的可能性。这一立场，最终巩固了纳粹元首向苏联开战的想法。12月，希特勒不顾自己战略家们有关两线开战灾难性危险的所有警告，批准了“巴巴罗萨计划”。他这样做时明白，苏联才是其在欧洲的主要对抗力量。
值得强调的是：西方国家实际上同意苏联的行动，承认苏联巩固本国安全的想法。
应该指出的是，在英国外交官和苏联外交官各种会谈过程中，已在探测改善苏英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接触，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未来反希特勒联盟的基础。在有远见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中，温斯顿·丘吉尔表现突出，尽管他对苏联非常反感，但更早主张与苏联合作。早在1939年5月，他在下议院宣布：“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伟大的反侵略联盟，我们将处在致命的危险中。如果我们否定与苏俄的天然合作，那将是巨大的愚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不是突然开始的，德国对波兰的侵略也并不是突发的，战前所有事件形成一个致命的链条。但毫无疑问，人类历史最大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利己主义、怯懦、对侵略者力量渐增的纵容以及政治精英不想寻找妥协。
因此，认为纳粹外长里宾特洛普对莫斯科的两天访问是引起二战的主要原因是不诚实的。所有主流国家，都某种程度上对二战的爆发有过错。每个犯下难以挽回错误的国家，都过于自信地认为可智胜其它国家，保障自己的单边优势，或置身度外于逐渐临近的世界悲剧。
我写这些，没有丝毫想承担法官角色的想法，指责或者辩解，更不想在历史问题上激起新一轮国际信息对抗，进而使国家和人民之间发生碰撞。我认为，各国著名专家广泛代表的学术科学，应致力于寻求对过去事件的斟酌评估。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真相与客观。我一直在呼吁、现在也在呼吁同行们，进行平静、坦诚和信任的对话。这种方法，可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保障今后很多年的长久和平与顺利发展。
但我们的很多伙伴，暂时还不准备联合工作。相反，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正增加对我国的信息攻击数量和规模，想强迫辩解、体验错误的感觉，通过完全虚伪的政治化宣言。比如，2019年9月19日，欧洲议会批准《为欧洲未来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性》宣言。直接指责苏联与纳粹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很自然地，不含任何有关慕尼黑的内容。
我认为，此类文件带有危险的现实威胁。要知道，它是由受人尊重的机构通过的。它显示的是什么呢？无论多么令人伤感，它显示的是破坏战后世界秩序的有意识的政策。建立战后世界秩序，曾是一些国家的荣誉和责任。但这些国家的代表们，现在却为这份虚假宣言投了票。1945年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普世国际机构，以这种方式，向纽伦堡国际法庭的结论、向国际社会的努力举起了手。鉴于此，我提醒一下，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建起了相应机构，其中包括欧洲议会，而一体化进程本身之所以成为可能，仅是借助于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以及清楚的法律和政治评价。那些质疑这种共识的人，正在摧毁整个战后欧洲的基础。”
除国际秩序基本原则遭受威胁外，还存在精神和道德上的问题。嘲弄和侮辱记忆是卑劣行径。卑劣行径有故意的、也有虚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的声明中，列出反希特勒联盟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参与者，这种卑劣行径完全是有意识的。当纪念打击纳粹主义战士的纪念碑被拆掉、用欺骗性的口号打击不受欢迎意识形态和所谓占领来辩护可耻行径时，这种卑劣行径是怯懦的。当反对新纳粹分子的人被杀害、被烧死时，这种卑劣行径是血腥的。
忘却历史教训，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惨重惩罚。我们将坚决捍卫基于历史文件证明的真理，继续诚实和不带偏见地讲述二战事件。其中，俄罗斯有关二战、战前时期的文献、电影和照片档案大规模建设项目，即以此为目标。
我深信不疑地宣布，没有档案文件，可以证明苏联有对德国启动预防性战争的意图。是的，苏联军事领导层秉承的学说是，遭到侵略时，红军将快速回击敌人，转入进攻，并将在敌人境内开战。但这些战略规划，并不意味着有意率先对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现在的史学家掌握战争计划文件以及苏联和德国司令部的指示。我们知道，情况在事实上是如何发展的。很多人从这个知识高度，去讨论国家军政领导层的行动、错误和失算。但苏联领导人，伴随大量虚假信息，还是获得了纳粹准备入侵的真实情报。
战争不是突发的，大家都在等待并为此准备着。但纳粹分子的打击，确实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遇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动员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几乎整个欧洲的工业、经济和军事潜力，都在为其工作。参加致命攻击的，不仅有法西斯德国的军队，而且有德国的仆从国和很多欧洲大陆国家的军事力量。
1941年极其严重的军事失败，把国家置于灾难的边缘。不得不用极端的方式来恢复战斗力和可控性。1941年夏，在敌人的炮火下，开始向东部地区疏散百万计的公民、数千座工厂和生产能力。极短时间内，在后方地区启动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并在战时第一个冬季向前线供应武器弹药。到1943年，军事生产指数已经超越德国和其盟国。苏联人民一年半时间里，在前线和后方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务。迄今为止，很难了解、明白和想象，这些极其伟大的成就，需要怎样难以想象的努力、勇敢和忘我精神。
苏联社会的巨大力量，为保卫祖国领土团结起来，与武装到牙齿的纳粹冷血侵略战车作斗争。
当然，在这场可怕的流血战争初期，一些人充斥着恐惧、惊慌和失望。有背叛，也有临阵脱逃。革命和国内战争导致的残酷断裂，布尔什维克尤其在掌权初期试图灌输的虚无主义，对民族历史、传统和信仰的嘲笑态度，有了后果。但苏联公民保护和拯救祖国的总体精神是另外一种情况。
纳粹“战略家”们坚信，很容易制服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他们期望，突然爆发的战争，战争的无情和难以忍受的负担，不可避免地将激化民族之间的关系，将国家肢解成多个部分。希特勒曾直接宣布：“针对居住在俄罗斯广大地区的民族，我们的政策应是鼓励任何形式的分歧与分裂。”
但从最初的日子开始，纳粹的计划就已经失败了。布列斯特要塞，有30多个民族的勇士们流完最后一滴血。对敌人来说，民族友谊和相互帮助，成为真正难以摧毁的要塞。
不管现在有什么人企图证明什么，苏联和红军都对纳粹战败作出了主要和至关重要的贡献。在比亚威斯托克、莫吉廖夫、乌曼、基辅、维亚济马和哈尔科夫的围困战中，英雄们一直战到最后。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库尔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他们发起猛攻。勇士们解放了华沙、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布拉格，他们攻下柯尼斯堡（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和柏林。
我们坚守真正的、不是整理过或经过点缀的战争真相。很大程度上，经过战火和前线地狱考验的作家和诗人告诉我们，这是百姓的、人类的真相：残酷、痛苦和无情。对我们这一代和其它各代的人来说，他们诚实、深邃的中长篇小说，犀利的《中尉散文》和诗歌，永远为我们在心灵上留下痕迹，成为遗嘱：要尊敬老兵们。
现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勒热夫》让人震撼。这是一首献给伟大卫国战争苏德前线中部地区流血和残酷战斗参加者的简单诗句。仅在勒热夫和勒热夫突出部，从1941年10月到1943年3月，红军就损失了1342888人，其中包括伤员和失踪者。我指出的是搜集起来的档案数据，如此恐怖和悲惨，但这远非完整数字。
我列举一份文件，是德国国际赔偿委员会于1945年起草的报告。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制定战败德国为战胜国损失赔偿公式。报告写道：“德国在苏联前线的士兵/日数量，要比其它同盟国前线的数量最少多10倍。苏联前线牵制着德国4/5的坦克和大约2/3的飞机。” 总的来说，苏联承担了反希特勒联盟75%的军事努力。战争期间，红军粉碎了轴心国的626个师，其中508个是德军的。
1942年4月28日，罗斯福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时宣布：“俄罗斯军队已经消灭并继续消灭我们共同敌人的有生力量、飞机、坦克和火炮，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1944年9月27日，丘吉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写道：“正是俄罗斯军队，消灭了德国军事机器......”
这样的评价，在全世界获得了呼应。因为在这些词语中，包含着最伟大的真理，那时，任何人都没有质疑过。几乎2700万苏联公民在前线、在德国战俘营、以及因饥饿、轰炸、在犹太人居住区和纳粹死亡营中罹难。苏联失去了1/7公民，英国是1：127，美国是1:320。遗憾的是，苏联极为沉重和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不是最终数字。恢复所有死难者的姓名和命运，还需要继续细致工作。在这方面，搜寻运动、军事爱国者和志愿者协会的参与者将发挥特殊作用。
所有与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国家和人民，付出努力迎来了胜利。英国军队为保卫祖国免受入侵，在地中海和北非与纳粹和其仆从国战斗。美国和英国军队，解放了意大利，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国在太平洋对侵略者造成巨大的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牢记，中国人民在摧毁日本军国主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重大角色。我们不会忘记，《战斗法国》的勇士们，他们不承认屈辱的投降，继续与纳粹分子进行斗争。
我们将永远感谢同盟国向红军提供武器、原料、食品和装备的援助。援助的规模很大，相当于苏联全部军事生产的7%左右。
苏联遭受攻击后，反希特勒联盟的核心很快开始形成。当时，美国和英国，无条件地支持苏联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斗争。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组建了强国联盟，就联合抗击共同致命威胁的战略达成了共识。三巨头领袖们非常明白，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工业、资源以及军事潜力联合起来，将对敌人形成无可争议的优势。
针对盟国，苏联全面完成自己的责任，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红军在白俄罗斯展开大规模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支持美英在诺曼底登陆。1945年1月，我们的勇士们突破奥德河，在西部前线和阿登地区，将德国军队的强大攻击钉上了十字架。战胜德国3个月后，苏联完全根据雅尔塔协议向日本宣战，击败了百万关东军。
早在1941年7月，苏联领导层已经宣布，“反法西斯压迫者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悬在我国头上的威胁，而且要帮助欧洲所有在德国法西斯压迫下呻吟的人民。”1944年年中，敌人实际上已被赶出苏联全境，但需要将他们在其老巢消灭掉。由此，红军在欧洲开始了解放使命，将各族人民从毁灭、奴役和大屠杀的恐怖中拯救出来。
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忘记苏联对被解放国家消灭饥饿、恢复经济和基础设施提供的庞大物资援助。比如，1945年5月，奥地利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粮食援助。奥地利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卡尔·伦纳将苏联领导层同意提供食品描述为“拯救行动......”，“奥地利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盟国联合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以惩罚纳粹政治和军事罪犯。法庭为此类犯罪给出清楚的法律判决：种族灭绝、种族和宗教清洗、反犹太主义和排外主义。纽伦堡法庭直接并明确地对纳粹帮凶和形形色色的通敌分子做出了判决。
现在，我们的立场依然不变：纳粹帮凶的犯罪行为，不可辩护，对他们没有时效性。因此，在一些国家，那些曾经与纳粹合作玷污自己的人，突然与老兵们相提并论，这令人困惑不解。我认为，不能将解放者和占领者划等号。我觉得，将纳粹帮凶英雄化，只能被看成是对我们父亲和祖父们记忆的背叛。
当时，毫不夸张，摆在苏联、美国和英国领导层面前的是历史性任务。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代表着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目标、利益和文化，但却展现出巨大的政治意志，克服矛盾和偏见，将世界真正的利益放在首位。其结果是，他们达成了共识，做出了对整个人类有利的决策。
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奠定了75年没有全球战争的基础，尽管存在极其尖锐的矛盾。
我们现在在西方国家看到的历史修正主义，而且首先涉及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结果，它的可怕之处是，正粗暴且厚颜无耻地曲解1945年雅尔塔和旧金山会议奠定的和平发展原则。雅尔塔和那个时代其它决策的主要历史成就在于，协商创建了使主要强国在外交框架下解决他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机制。
二十世纪，有过全面的世界冲突，而1945年，核武器又出现在舞台上。这种武器，有能力将地球摧毁。换句话说，武力解决争端是极端危险的。二战胜利国明白这点，也明白和意识到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1945年，考虑到国际联盟的前车可悲之鉴，联合国安理会的结构设计，旨在使和平保证尽可能具体和有效。因此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机制，这是他们的特权和责任。
什么是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简单说，是避免大国直接冲突的唯一理性选择。五大国中的一国发表声明，认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对它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与其利益和正确立场的认知相左。其它国家，甚至，如果他们不同意，也要放弃将自己单边意图付诸实施的企图，将声明看成是客观事实予以通过。
二战结束后，新的全球冲突几乎是马上开始了，并时不时的相当严重。冷战没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证明三巨头达成的共识是有效的。
当然，我们看到，联合国体系目前运行紧张，缺乏应有的效率。但联合国一如既往地完成自己的主要功能。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原则，是防止大战或全球冲突的独特机制。
近年来，经常听到的取消否决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放弃特权的呼吁，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联合国实质上将成为国际联盟 -- 会议将成为空谈。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创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结果之一。甚至，最不可调和的矛盾 – 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都不能阻碍找到和平共处和相互协作的方式，如果对此有愿望和意志的话。今天，世界正经受并非最为平静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从全球力量和影响力格局，到社会生活、国家和整个大陆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基础。在过去的时代，如此规模的变化，几乎从未逃过大规模军事冲突和武力构建全球新等级。有赖于盟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成功建立起一套体系，避免世界竞争发展史所固有的客观极端现象。
我们的同事，习近平先生、马克龙先生、特朗普先生、约翰逊先生，支持俄方举行五核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会晤。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也希望能尽快举行这样的当面会谈联合国五核国峰会将有助于为当代挑战与威胁找到答案。
我们的义务，所有承担政治责任的人，首先是二战战胜国代表的职责，在于保障这个体系能够保留下来并得以完善。现在，像1945年一样，重要是展示政治意志，共同讨论未来。我们的同事，习近平、马克龙、特朗普、约翰逊，支持俄方举行五大核国家、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的倡议。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也希望能尽快举行这样的面对面会谈。
我们计划的峰会议程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国际事务中发展集体性原则的步骤，坦诚讨论以下问题：维护和平、巩固全球和地区安全、控制战略武器、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其它现实挑战与威胁。
会晤日程的另一个主题是全球经济局势，首先是克服冠状病毒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我国正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为陷入生活困境的公民提供支持。但是，大流行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球经济如何摆脱萧条，取决于我们真正伙伴们共同工作和协商的能力。况且，不能将经济变成打压和对抗的工具。需要讨论的主题还有，环境保护、防御气候变化，以及保障世界信息空间安全。
俄罗斯提议的“五大国”峰会议程，对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极为重要和迫切。我们针对所有议题，都有具体的想法和倡议。
毫无疑问，俄罗斯、中国、法国、美国和英国峰会，将在寻找应对现代挑战和威胁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以父亲和祖父们肩并肩而战的崇高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来显示共同秉承的同盟精神。
依托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能够也应该相互信任。这将是巩固地球上的稳定和安全、为所有国家繁荣和福祉进行成功谈判和一致行动的坚实基础。毫不夸张，这是我们对全世界、对今世后代的共同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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